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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蓍曰筮。巫咸作筮,筮决也。”),而南国之楚不止沿袭,甚至变本加厉,此屈原之所以有《九歌》之作也。

    2.屈原之“灵”却是天人合一借题发挥的。不止“神灵”、“灵巫”、“灵氛”、“灵琐”,还有“灵修”以代君,“灵均”以自谓的。而且“灵”的本身还具有“灵魂”的作用,它可以“遗世独立”单一活动,好像今之宗教家所谓Soul,死后都不泯灭的。与老子的“鬼神”,庄子的“物化”又自不同。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屈原的“装神、弄鬼”别有深意:“思君念国,忧心罔极”,“屈原执理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刘向·王逸注引》),“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仝上),“怨诽而不滥”(班固语)。

    总之,屈原虽采巫风,却非巫师(如闻一多等人所云);虽亦卜筮,却不泥执(甚至与之抗衡弃置不顾);虽谈鬼神,别有用心(神人共通,未尝单独崇拜);虽称灵魂,独立不倚(形神分离自有看法,前所罕见)。就是说,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开拓的、突破的、超人的、浪漫的,既不同于老、庄,也与孟、荀有异,纯乎其为屈原的。这种思想反映到辞赋上尤其如是。“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纪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亦刘向、王逸语)这种说法虽然还不够明确,却基本上提出了问题:

    1.主题思想:忠贞。爱国爱民尽己之谓忠,洁身自好守正不阿之谓贞,严格地说,两者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

    2.肯定人物:善鸟香草,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君、贤臣、君子)。

    3.否定对象:恶禽臭物(谗佞),飘风云霓(小人)。

    然而“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话,却是值得商榷的。《三百篇》中的草、木、虫、鱼、鸟、兽,确实只是起一个比(以此物比它物如《卫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如《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作用。这里的美人香草恶禽臭物,其本身便是代表人物的,有的甚至得到充分的描写,如《橘颂》,从“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开篇,直至“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结语,可以说作者赋予了“物性以人性”,也就是以“物德”为“人德”来自我写照的,最末一句已经点了题么:忠贞不二,清如夷、齐(宁可饿死,耻食周粟)。

    他的爱国思想,尤以体现于《国殇》中的为最强烈最有代表性。它托迹于追悼阵亡将士,可是如火如荼地描写了车战的场面,杀敌致果为国捐躯的英雄们,殊死格斗,浩气长存:“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绝唱,“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神的实验,特别是此中关于“灵”与“魂、魄”的认定,王逸注曰:“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洪兴祖引《左传》补注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疏云:“人秉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动谓之为气,气之灵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内自有阳也,气之神者曰魂。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附形之灵,附气之神为魂。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按今人谓之“本能”);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按今人谓之“后天习惯”,由学而能);魄在于前,魂在于后,魄识少而神识多。人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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