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改革的内容及经验教训，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在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里，除了上述三个伟大的变法改革家，还有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

    申不害（约公元前３９５年——公元前３３７年），原郑国人。韩灭郑后，韩昭侯（公元前３６２年——公元前３３３年）任其为相，进行改革。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做到了“国治兵强，无侵害者”。他谈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讲“术”。当时韩国改革不彻底，新旧法律错杂使用，所谓“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旧贵族和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空隙擅权谋私。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权，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把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并强调君主要善于“术”。所谓“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是君主“藏之于胸中”的驾驭群臣，使之能为自己尽忠效力的手段。简言之，是驾驭群臣的权术。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

    在战国时期的众多诸侯中，赵武灵王堪称是改革创新的佼佼者。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决定改革军制，穿胡服，置骑兵，即所谓“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贵族的反对，他力争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古代圣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变国不必古。”并强调说：“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决地进行改革，使赵国兵力很快强盛起来。

    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邹忌劝说齐威王鼓励臣下进谏，选拔人才，奖贤黜奸，厉行法制，集权中央，因而生产发展，府库充裕，国势强盛，成为与魏国相抗衡的封建制大国。齐威王、齐宣王为了探求强国之道，还在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一座大学堂“稷下学宫”，集中各国文人学士多人（据说七十六人），专门讲学著书。其中一人叫慎到（约公元前３９０年——公元前３１５年），赵国人，他是个较早地从理论上强调“法”的重要性，并把“法”作为判断是非客观标准的法家人物。他主张“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并认为只有“定赏分财必由法”，才不至于“乱”。慎到特别强调“势”的重要性。所谓“势”，即权势、政权。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他的这一观点，论证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为了拟定《宪令》，屈原翻阅的资料，研究的典籍，犹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难以历数。毫不夸张地说，在此之前问世的各种书籍，他几乎浏览无余，涉猎遍及，重点部分，反复研究，或圈圈点点，或笔录摘抄，以备查考。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苦读，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见天日。偶尔阳光从密林的缝隙筛进阴霾潮湿的草地，似金银在闪耀，像珠宝在生辉，是那么明亮，那么眩目，那么令人赏心惬意。如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开朗，眼前天高地阔，阳光明媚，一条金灿灿的大路伸向远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狭谷之中，发微探幽，身边奇峰峻拔，脚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蛇蝎蜿蜒，只有头上的一线天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顶峰，居高临下，山川、村镇、田野，一览无余，心中透烟透火。至此，屈原完全可以展帛挥毫，制定《宪令》，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然而，他却迟迟不肯动笔，总觉得准备得仍不充分，似乎还缺某种成分或某道工序。譬如做豆腐，不点卤水或石膏，则难以成脑。那么，眼下制《宪令》所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