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司法组织与行政合一，同时也设有乡士、遂士等司法官，负责处理民、刑案件；重大案件呈报司寇。诸侯、大夫分别享有本国、本邑的审判权——

    ①《周礼·秋官·大司寇》。

    ②《礼记·王制》。

    西周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司法官处理前者称为“决讼”，审判后者称为“断狱”。纠纷或犯罪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诉、自告。刑事诉讼必须有“剂”（诉状）；民事诉讼必须有其请求的实体权利的证据。但是，不允许儿子控告父亲，下级控告上级，因为这违背宗法精神。

    自诉时，要交纳诉讼费，民事为“束矢”（一说十二矢为一束，一说五十矢甚至一百矢为一束），刑事为“钧金”（三十斤铜），否则便认为“自服不直”，判处败诉。

    审理时，原、被告必须都到庭，所谓“两造具备”①，才予审理。诉讼的当事人在审讯前还必须盟誓。但是，无论大小案件，大贵族都不亲自出庭，而由其属吏代理。审理时，要讯问当事人，审查、检验证据。审讯方法，采用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②所谓辞听，即观其说话，不直则烦，心烦意乱；色听，即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难为情的样子），头上冒汗，脸上发红；气听，即观其气息，不直则喘，理不直则气不壮；耳听，即观其听聆，不直则惑，理不直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则眼睛无神，不敢正视。

    审讯结束，作出判决，并向当事人宣读（“读鞫”）。宣读后，当事人不服，可以要求再审（“乞鞫”）。然后，由负责的官员再行审判或送上级裁决——

    ①《尚书·吕刑》。

    ②《尚书·吕刑》。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

    原来，奴隶主贵族不仅对奴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对平民以及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也随意迫害。为了随意用刑，他们根本不肯公布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兴地主阶级在法律问题上，首先要求公布成文法，以便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横加以限制。春秋后期，一些诸侯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支持下，经过斗争，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了成文法。晋国人叔向立即写信反对说：以前的国君都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惧怕人民“有争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范（御禁），所以采用义、政、礼、信、赏、罚等手段，才使人民服从，听从使唤，“而不生祸乱”。你今天公布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上的刑法条文，就不怕君长了，是非曲直都按刑书，君长怎样实行统治呢？因此，叔向将这一事件同“国将亡”联系起来，要求子产放弃包括“铸刑书”在内的一切改革，子产则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见。

    公元前５１３年，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对此也大加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①孔子所说的“度”，就是奴隶制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在他看来，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因此他说：今天放弃了这一制度“而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条文办事，还怎么能像原来那样尊重贵族呢？贵族失去了任意处罚人民的特权，不就等于失去了贵族专政的事业吗！②——

    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历史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屈原重温了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