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刑事法律的总称。祖甲是商朝后期的国王。“重作汤刑”，就是根据商朝后期的新情况重新修定了汤刑。周公在告诫其诸弟如何统治商遗民时说：“陈时（是）臬事，罚蔽殷彝。”即断狱量刑时，要用殷商的常法。荀况也曾说过“刑名从商”。这都说明，殷商的刑法在夏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刑法较夏代为多，刑罚更加残酷，而且“罪人以族”。④商代的刑法源于夏的五刑而有所损益。后世有史书记载：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⑤；“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⑥所谓五刑，即墨（黥）、劓、剕（刖）、宫、大辟。此外，还有流、断手、活埋、火烧、桎梏等刑。至商末，纣王无道，更有醢、脯、剖心、炮烙等酷刑——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③《竹书纪年》。

    ④《尚书·泰誓上》。

    ⑤《汉书·刑法志》。

    ⑥《晋书·刑法志》。

    民事、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规范，也有了显著发展。

    西周灭商之后，鉴于商末滥施酷刑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强调“明德慎罚”。所谓“德”，即要求各级贵族加强自我约束，勿做不利于其统治的事。“慎罚”，即慎重地施用刑罚，以免冤滥。在这个口号下。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选择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义刑义杀”①对付殷商遗民；按照封国的不同情况施用轻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②；提出刑罚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的“世轻世重”③：同时，赞赏和强调“礼”，把它发展成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的法律化，使奴隶制法律化趋于完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后又制修刑法。据《尚书·吕刑》载：周穆王曾命司寇吕侯制定《吕刑》三千条。《左传·昭公六年》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西周曾修制刑法是无疑的。所谓“九刑”，可能是以九种刑罚代称周代的刑法。九种刑罚，除前述的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流、赎、鞭、扑等四种——

    ①《尚书·康诰》。

    ②《周礼·秋官·司寇》。

    ③《尚书·吕刑》。

    德是主观要求，礼是客观的规范，刑是惩罚手段，三者并用，互为表里，各起不同的作用，以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是周初在总结殷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主张，新措施，曾对西周的统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明德慎罚”只是西周前期之计，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烈，待到西周后期，它便被镇压和肆杀所代替。

    随着礼的法律化，西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法律规范已臻完备。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周中、后期“私田”增多后，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也有很大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司法制度，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发展，逐渐建立起一定的体系。夏时，除国王行使审判权外，还设有司法官“士”或“理”。商朝，国王握有生杀予夺和决定诉讼胜败的大权，王之下设有司寇、正史等司法官员，宗教官员也参加审判。地方负责审判的，畿内有“多田”、“亚”等，畿外则由派出的行政、军事长官兼理。西周的司法组织较之商代渐趋完备。周王握有最高审判权，设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国”①，“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②据说，夏朝已开始实行类似这样的制度。总之，刑事案件的决断和执行“刑杀”，都要报告国王，以王命是从；诸侯之间的争讼，也由国王裁判。这是君主集权制的具体表现。周王之下，设有大小司寇、士师等专门司法官员，负责掌握法律和整个审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