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豪门寒士
原来,《周官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沦语》、《孟子》,五经指《易经》、《诗经》、《书经》、《礼经》、《春秋》。《周官经》就属于《礼经》的范畴。对于《礼经》的弥指,历来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指《仪礼》,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共计十七篇,有的则认为是指《周礼》,也称《周官经》,是周代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的汇编,共计六篇。姚莽献给陈参当学费的,就是后者。
其实,区区一部《周官经》,本身并没有太多珍奇之处,作为礼经专家的陈参,书房里就有好几部不同版本的。但陈参眼前的这部,可就的确弥足珍贵了,因为它是用“古文”书写的。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汉代,图书典籍,都是依靠“手抄本”的方式流传,而且当时的文献载体,更是以竹简为主,辅之以部分布帛。蔡伦发明造纸术,还是东汉时候的事情,在我们这部之后许多年。这种载体和书写方式上的原因,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使得当时的读书人十分难于得到他们想读的书籍,这当然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秦始皇时,搞过一次著名的“焚书坑儒”,大批的图书典籍毁于一炬。但这次打击,还仅限于流传于民间的那些文献,秦始皇不愧是千古一帝,他身边自然不乏那些尊重知识、尊重文比的要臣,所以,还是有众多的典籍幸免于难,就珍藏在那座规模宏大的阿房宫里,作为皇家藏书被保存了下来。秦末战乱中.项羽这位“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乃学万人敌”的西楚霸王率军攻入咸阳,一把火三个月不熄,不仅烧掉了那座令后人惋惜不已的阿房宫,也烧掉了宫中那些比华丽的建筑本身更为宝贵的图书文献。倒是刘邦手下有位能干的丞相萧何萧老夫子,因为出身是刀笔小吏,于过抄抄写写刻刻画画的营生,深知图书的来之不易,更明了马上得来的江山不能在马上安之的道理,在众将跑着颠着打着杀着去瓜分金银财帛的热闹当中,独具慧眼,冲到秦丞相、御史的办公楼里,抢出了那里的图书律令,这才好歹算是抢救了一部分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但那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对于构成一个庞大的、恨不得包罗万象的儒学系统来说,有点杯水车薪的意思。好在秦王扫六合的那阵子,更多地注意了掠夺物质财富,对于散落于六国民间的精神文明的结晶——图书,倒没有全数掠获、一网打尽。等到刘氏代秦、天下大定之后,历尽劫波的书生们,翻箱倒柜破壁凿垣,弄出了不少的未焚之书未湮之册,又拿来货与帝王家了。再加上当代儒家们根据记忆整理出来的另一部分典籍,刘氏王朝终于有了赖以治国安邦的经典,有了武定邦、文治国的本本。只是有一点还不那么尽如人意,这些从六国遗老那里搜求来的典籍文献,是用秦统一之前的六国文字写成的,也就是“古文经”,与汉代学者们整理出来的用秦统一之后的文字写成的“今文经”之间,不仅在写式上有差异,更主要的还在于对经文意义的解释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以至于形成了几乎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学派,互不相让。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在这场学术争论中明显地占了上风。他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来解释孔子的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封建神学世界观,并使之成为武帝以后的统治思想。到了后来,这种天人感应的理论与日益泛滥的谶讯迷信穿了同一条裤子,使今文经学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董仲舒对“君权神授说”作了新的论证,并进一步把灾异说理论化和系统比,他还依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对封建尊卑等级制度进行了合理性的论证,中国男人的脖子上,第一次被套上了政权、神权、族权三条绳索,而对于妇女,董老夫子则表现了格外的关注,待地多加了夫权这一条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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