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设的官职，往往是因为军事需要而临时设置，军事行动结束后也就弃置不设，缺就缺着吧。汉武帝上台以后，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有意压制丞相的权力，才改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的称号，使其地位提高到丞相之上。同时，汉武帝还提拔了许多“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高级侍从，即“侍中”、“给事中”等，这些人可以出入禁闼，参与国家的重要机密和决策，形成新谓“中朝”，以此来对丞相为首的“外朝”进行互相制约。而掌管皇帝书札的“尚书”，更逐渐成为权力很大的官员。所以，在汉武帝以后，不管是什么官职，只要兼领了尚书事，他就成为政权的中枢。霍光以前的一百多年中，西汉大臣中有七位先后担任过大尉或大司马的职务，除了卫青在任十三年、周亚夫在任七年之外，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呆过两年以上，可自从霍光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之后，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大司马将军成为一种常设的官职；二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大都兼领尚书事，使西汉中央政府的权力重心由丞相转移到了大将军大司马；而第三个变化最为重要，那就是，这个对于中央政府至关紧要的职务，几乎法定地要由外戚来担任，让娘家人给垄断了。根据作者的统计，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起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止，一百二十年间担任大司马兼将军的官员，一共有二十人二十一人次（王莽一人两次），其中属于外戚的，竟有十六人十七人次，占了百分之八十！而从任职时间看，大司马兼将军这个职务在一百二十年中有一百一十八年是被外戚们盘踞着，也就是说，武帝以后的西汉政治史中，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时间是由外戚把持着国家的中心权力！

    外戚专权，在最初的时候，有着它一定的现实意义，那是因为，与外威集团相对立，朝廷中还存在着一个官僚豪强集团，这两个集团，有时相互勾结，有时又相互斗争，在这两大权力集团夹缝中的皇帝，不可避免地要决定他自己的取向，要么依靠官僚集团，要么倚重外威集团，而从宗法观念出发，沾亲带故的外成集团无疑要更可靠！亲不亲，血统分嘛！那些和皇帝有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相同血统的外戚们，就是沾了血缘关系的光，在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作着一次又一次的充分表演，而笃行“血浓于水”理论的一代又一代汉帝们，却直到西汉覆灭，也没明白自己是怎么上了血统论的当，让娘家人给玩儿了的！

    我们这位汉成帝，之所以容忍了舅父、表兄弟们的错误，原因之一就是打算坚定不够地依靠外戚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刚才我们好像还说到有一个“原因之二”，不错，是有这个“原因之二”，不过这个当时不大宜于公开，至少对汉成帝来说是这样。好在成帝早已死了两千年了，现在公开这个原因应该说不算太早吧？

    这个原因用句文雅点儿的词儿，叫做“已不正焉能正人”，用句通俗点儿的词儿呢，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点不夸张。我们这位汉成帝，自己就是一个以荒淫奢靡著称的浪荡天子，打铁先得自身硬，这么一位无道的昏君，怎么能指望他整饬吏制呢？

    在前面《狗肉太子》一章中，我们曾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下成帝刘骛作太子时的荒诞行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如果说太子刘骜那时候还惮于父皇的管教不敢太过胡作非为的话，那么在他终于成为皇帝之后，先前的一切顾虑就全都灰飞烟灭了。朕已经是老子天下第一了，谁还能把朕怎么样？朕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当了皇帝之后的刘骜，更是玩了命的穷奢极欲，一副要把被父皇耽搁了的青春损失补回来的豪迈气概。

    刘骜既然决定要恶补一回，就不得不首先解决恶补期间国家行政事务由谁代理的大问题，毕竟一国之君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