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政治对科学的伤害同样无情和残酷，这种现象在本世纪达到高峰。前苏联从30年代至60年代出现的李森科现象，可谓是对当时苏联生物科学的一场浩劫。李森科对生物学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运用政治手法，依仗前苏联的统治者（如斯大林及后来的赫鲁晓夫）的权势，将宣传孟德小-摩尔根学说的许多遗传学家说成是反动的、不爱国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结果大批生物学家遭逮捕，或流放（有的科学家在流放中默默无闻地死去），或被判为死刑。譬如，马克西莫夫因对李森科的错误的生物理论作详细批判而被流放。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因批评李森科的行为而被捕，判为死刑，罪名是属右派阴谋集团、英国间谍、在农业中有破坏活动等；后来他的死刑被减为十年监禁。不过瓦维洛夫在监狱里只活了一年多，于1943年1月26日含冤而死。在李森科现象出现后，致使一度领先（在30年代）的前苏联生物学界大大落后于美国（在60年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对此说过：“处死瓦维洛夫后，孟德尔遗传学被恢复了名誉。但党仍然持有决定什么是科学，可以发表；什么是伪科学，应该惩处的权力。”

    在本世纪初的德国，两位物理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虽然是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却极力反对甚至压制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的杰出科学理论——相对论，攻击和迫害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劳厄。更使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们成为德国法西斯的纳粹分子。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与纳粹精神结合在一起给科学所带来的损害，是其它破坏力量所无法比拟的。这可谓科学的最大悲剧！这种悲剧究竟由什么造成？是科学精神的无能为力，还是人性的弱点所致？

    科学中的不幸除了受神学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另一种就是由科学本身的弱点造成的一些悲剧。

    1900年，三位科学家——荷兰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德佛里斯，德国植物学家柯灵斯，奥地利植物学家丘歇马克——在科学研究的交叉点上同时相遇。他们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发现遗传学规律。他们在查阅以前的科学杂志后又发现，在35年前的一本无名杂志上刊载着孟德尔发表的关于这一遗传学规律的论文。此后，他们三人都作出诚恳的决定，不把这一发现归于自己，而作为孟德尔发现的新证明。这成为科学史上的美谈。但令人不解的是，孟德尔的理论成果为什么得不到即时的确认和接受？这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件憾事吗？

    孟德尔是奥地利遗传学家，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就曾经发表一篇《一种有害的昆虫——豌豆蟓》的学术论文。1856年他开始进行豌豆试验，结果发现遗传学中的“分离规律”，并提出遗传因子假说。在此基础上他又总结出“自由组合规律”。1865年孟德尔在布尔诺自然科学协会的会议上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但却无人问津。他的研究论文在一家地方的小杂志上发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默默无闻地沉睡了35年，直到1900年才在科学界得到广泛的承认。1910年，世界各国150多名学者捐助及募捐，在布尔诺为孟德尔建了一座纪念碑，以寄托后来人的哀思。但到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归入捷克版土的孟德尔家乡受到前苏联李森科现象的强烈冲击，孟德尔塑像被推倒了。这真是不幸中的不幸！对于孟德尔的不幸人们的确只有哀思。孟德尔终生未娶，生活上孤独寂寞，学术上怀才不遇。人们只将他视为一位仁慈的修道院主教或院长，而不是一位生物学家；同时他的晚年又重病缠身。1884年1月4日，当修女整理孟德尔的床褥时发现他已坐在沙发上去世了。

    在本世纪，与孟德尔的遗传学说遭受同样命运的是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

    魏格纳是德国一位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