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时期来不及解决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的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

    同时也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业已基本形成。正如邓小平所言：“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从此，红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情系由林彪的信而引发。

    在中央“二月来信”悲观思潮的影响和红军长期的艰苦战争环境中，党和红军内出现了以林彪（时任红一纵队司令员）为代表的一种右倾错误思想。林彪等人只希望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而不愿意做建设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这种“流寇主义”的错误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林彪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

    1929年末，当敌人的三省“会剿”风声日紧，开始进逼连城、永定、上杭、龙岩等地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毛泽东。信中，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等等。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引起了深思。他认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因此决定回复一封信，帮助他转变思想，借以教育全军。但因时间紧迫，未曾动笔。古田会议后，有了空隙，于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

    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东西来。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不仅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是放在城市的重要思想，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一）这篇党内通讯充分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批评了当时红四军内存在的“城市中心论”的主张，指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走州过府的“城市中心论”主张。因此，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