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红色区域和农民斗争的这一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二）这篇党内通讯明确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等人“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流寇主义思想”，认定“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就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依托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思想。

    （三）这篇党内通讯高度评价了小块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认为，“成长于四周白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什么“怪事”，而是“半殖民地农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深刻指出：“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由小块红色政权到全国“星火燎原”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

    因此，毛泽东答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这封党内通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