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的环境之中；他被想象带入到这些环境中去，并纵观这些环境的全貌，因此，他使我们产生这种亲临其境的印象，这是他的创作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有这种必要，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大量信件中找到证据。这些信件中，他在谈到正在创作的每一部书稿时常常提到：

    我生活在我的圆炮弹中……我到了纬度80°的地区，气温达零下80℃，我一写作便患感冒……我正在作海底旅行……我到了《黑印度》，再没想到别的事情……我到了新西兰……

    他自己并没完全发觉自己具有这种珍贵的才能，而是固执地要在编写并无多少光泽的滑稽歌剧或喜剧的剧本中耗费自己的精力，这不是近乎荒谬吗？

    看来，他并没充分认识到《马丁-帕兹》的顺利发表给他带来的前景，这从他好像对自己与伊尼亚合作编写第二个歌剧而感到特别高兴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认为，这个剧本必定被第三歌剧院采用；他说，“歌曲和诗歌实在活泼极了。”这个喜剧果真在1853年被采用了，题目叫做《佩戴牛至花的伙伴》”。

    皮埃尔-凡尔纳倒是看出了《马丁-帕兹》的成就，故此希望他儿子申请文学院的奖金。这个建议并没使1852年的这位不满现状的青年感到高兴。他相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至于文学院奖金，那实在太感谢了；要获得这种奖

    金，就得像加入法兰西研究院的荒唐合唱那样施展诡计。

    常常会有这种事情，最好的东西并不拿出来；因此，若要

    施展诡计，我倒不如作点更为有益的事。

    他父亲这位蹩脚诗人在他的恭维中夹杂了某种责备：儒勒干嘛不再写诗了？对此，他回答说：“可我一直在写，而且写了许多。眼下，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把我的整个儿身心全占据了。”

    他最后把题目定为《蒙娜-丽萨》的这个喜剧似乎使他长期放不下来。这个喜剧“质朴而富于艺术性”，“具有缪塞的剧本那样的风格。”可是，虽然该剧不乏勉力，却一直没有发表。我打算在下面谈到这位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厌恶女人时再对它作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