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哲学家倒是善于作出这样一种规劝，而一个腰缠万贯的中国人更有可能接受这种规劝。

    “他把故事移到中国，在一个比美国更富于色彩的背景中去写，”而且，“他眼前摆着20卷书，现在只需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1879年，《时报》的读者终于读到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这个幻想故事包含了相当多的戏剧情节，使故事充满天真的情趣，读后不禁令人发笑。

    1889年，儒勒-凡尔纳到了昂蒂布角，大概还在考虑他的这位中国人；他跟当纳里合作，试图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这事作起来可不容易。1889年1月底，剧情梗概搞出来了。这位家说，“如今我只需把剧本写出来。”

    1890年9月，他把这个关于中国人的剧本写出来了，但跟原作有不少出入；德凯纳尔要求得到这个剧本，罗夏尔也希望得到这个剧本，以便在1891年10月圣马丁门剧院开张时演出。克洛德-法雷尔也被这个题材所吸引，想在1925年前后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萨拉-伯恩哈特剧院的演出非常动人，但并不成功：倘若不使这位中国人欧化，那是很难获得观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