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

    第二十九章

    在餐厅里。一张长的西餐台子上铺了雪白的台布，当中放了两瓶粉红的和杏黄的菊花，盛开着。十多个人围着台子坐了下来，朱延年紧坐在徐义德旁边，冯永祥、梅佐贤坐在徐义德斜对面，今天人到的不齐，冯永祥旁边还有空位子；江菊霞有意离开徐义德远远的，她坐在上面，在主席座位的左边。今天轮到潘信诚担任主席。穿着白制服的侍者送上来冷盘之后，潘信诚说：

    “今天调调胃口，吃罗宋大菜，不晓得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冯永祥叉了一块粗大的红腻腻的香肠，吃着说：

    “信老办事总合我们胃口的。”

    “那倒不见得，阿永，”潘信诚笑着说，“不对，还请指教。”

    “确实不错。”

    “我们今天改变一种方式，”星二聚餐会是委员制，七个委员轮流主持每次聚餐会，每次总是先聚餐，吃吃玩玩，然后谈正经。上次聚餐会上有人提出谈正经的辰光太严肃，不活泼，不如一边吃一边谈。吃中菜这样谈比较困难，今天改吃西菜，换一个方式试试。潘信诚说，“接受上次建议，边吃边谈。”

    江菊霞头一个赞成：

    “好。”

    没有一个反对的。冯永祥站起来，举着杯子，说：

    “先干一杯，酝酿酝酿。”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拥护。干了杯以后，冯永祥又开口了：

    “现在该我们的主席——信老发表高见了。”

    潘信诚是通达纺织公司董事长，他今年虽还不到六十，办纺织厂却已经有了三十年的经验。

    上海解放前两个月，他把自己经营的企业给三个儿子分了：大儿子管棉纺厂和印染厂；二儿子管毛纺厂、麻织厂和丝织厂，他认为这方面是有发展前途的；小儿子管庆丰面粉厂和永丰碾米厂。他自己呢，坐上飞机，到香港去了。过了几个月，从儿子的来信中看出共产党解放上海以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温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有工商界的代表当委员。特别是《共同纲领》，他在香港读了又读，心里安定了。他觉得不应该在香港当白华，应该回来和几个儿子一道办厂。

    十二月，他回到上海，看看上海的市场很活跃，私营工商业还有发展的余地，物价并不十分稳定，尤其是粮食，这是政府最大的弱点，粮价经常往上跳。穿衣吃饭人生两件大事，潘信诚是最有兴趣的，也认为在这方面最有把握的。他看准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心里打算再多挣点钱留给儿孙，便集中头寸，开始扒进粮食。粮食越涨，他扒的越快也越多，到了旧历年关，他吃足了三万担。他等待新年开红盘，让粮价再往上跳一阵，然后在适当时机他才考虑抛出。

    人民政府从徐州、芜湖运了大批粮食到上海。红盘开出来了，往回跌，粮商继续买进；市场上要多少，公家抛多少，而且粮价一直稳稳往下落。粮商喂饱了，粮价还是徐徐往下落。这辰光，粮商吃不消了，只好大泻。潘信诚手里的三万担不得不忍痛抛出去。他栽了这一个不大不小的筋斗，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真行，连管理市场也有一套，过去任何政府对上海的两白一星①，从来是没有办法的，人民政府也能解决了。他感到过去那种经营作风吃不开了。这件事，除了他三儿子和几个经手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他再也不敢随便向市场上伸手，凡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他知道，一定要照办，工商界只好拥护。有时他并不完全甘心，就不大表示态度。凡是政府的事问到他，他都说好，城府很深，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讲的话，工商界朋友都很尊重。他的几爿厂由几个儿子分别掌管的也不错，他就不大到公司里去，也很少出来走动，老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