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十五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