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怎么回事？”“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