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翰林，但却鄙薄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的不是门第身世，而是才能韬略；加之急于成军，饥不择食，广收杂揽，因而在13营淮军的11位统领中，只有举人、凛生各1人，其余多为地主团首、降将、盐枭、防军等。这表明淮军将领的知识结构，比之湘军将领要差得多。至于淮勇，也不像湘勇那样以“山农”为主，而多是团勇、降众。其二曰志在利禄。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特别注意对湘军灌输反革命思想和进行军事训练。

    拿他的话说，他的治军要领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③李鸿章一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辨等明威”；一面以利为义，用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诱使将弁为清朝反动统治流血卖命。他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①因而淮军”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淮军既已组成，进军方式就成了突出的难题。安庆、上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跃进上海，其艰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原拟水、陆两种方案。1862年2月24日曾国藩致函吴煦说：“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行走较速；若无船来接，则须由陆路穿过贼中，循和州、天（长）、六（合）而达于扬、镇。”

    ②上海吴煦、顾文彬和中外会防局的吴云、应宝时等力主雇赁外国轮船接运淮军，并与英国驻沪领事和有关洋行筹商，最后议定由麦李洋行承运，拟运兵9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总计运费18万两。薛焕以费巨为由，拒绝批准。吴煦也随之动摇，“犹豫未决”。然而顾文彬却坚持定见，通过吴煦游说薛焕。吴煦专程拜访薛焕，转达顾文彬的意见。薛焕问：“资将安出？”吴煦说’：“顾某任之。”薛焕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质问道：“顾某有此力耶？”吴煦答道：“贷之洋商得之矣。”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点头应允③。

    李鸿章虽然极愿乘船东下，但却因军中有人怀疑“乘夷船越贼境”是否安全，“异论蜂起”，加之久久未闻上海官绅“借用何船，解济何数”，遂与曾国藩商定“卒陆师循北岸透迄前进”。不料，3月28日钱鼎铭、潘馥自上海乘坐轮船赶到安庆，告以雇妥英轮，拟分3班，每班7艘，潜载淮军直趋上海。曾国藩起初举棋不定，第二天与李鸿章反复筹议，才“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①4月5日首批淮军韩正国、周良才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各乘一船，鼓轮东下。第二天，李鸿章登舟起行，4月8 日抵达上海。此后淮军分批陆续乘船东下，至6月上旬13营淮军全部抵沪。

    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否胜任援沪重托仍然心存疑虑，既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又害怕李鸿章因思想个性而莽撞胡为。因此，在李鸿章离③ 曾国藩：《与王 山》，《曾文正公书札》，卷2，第28页。

    ① 周馥：《负暄闲语》，卷1，第42页。

    ②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79页。

    ③ 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226—227页。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开安庆之前，曾国藩“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②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