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用客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破坏了清朝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同地上世界接触。清王朝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从对抗走问结合，一个主张“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一个声称“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1862年初，中外反动派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把血腥的屠刀一齐指向太平天国。就在这个关节眼儿上，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同年3月李鸿章在安庆“潜师暗渡”之前，曾致书沈葆桢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界画。”

    ①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当时业已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识及其所持的赞许态度。

    前面曾经提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应“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李鸿章虽然遵循“师训”把练兵学战作为“性命根本”，但是对于洋务却并未置之“后图”。他初到上海，深感“孤危”。他鉴于洋人兵强器利“实肯帮我”，“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和“沪中宫民向恃洋人为安危”的现实，意识到只有顺应买办官绅之“人心”、结好“洋人”，才能摆脱“孤危”处境，成就绞杀造反农民之“大事”。这不仅关于他个人的前程，而且也关乎清廷的命运，因而他始终把“洋务”放在重要地位。

    李鸿章发觉在诸多事务中，以“洋务”为“最难者”，而上海洋务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自己倘若奉命负责上海洋务，实难应付裕如。他恳请曾国藩出面“主持其事”，说“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摄，调济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巨阴持其柄也。”

    ①当时清朝官绅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买办官绅“媚夷”和顽固官绅“抗夷”之分。李鸿章认为，除总理衙门“似趋柔和”外，“沪道媚夷，失之过弱；汉道抗夷，失之过刚”

    ②，而正确的政策则应是“调济于刚柔之间”。

    所谓“刚”系指抗争性，“柔”

    系指妥协性。李鸿章对待洋人虽有抗争性，但妥协性大于抗争性。

    曾国藩指示李鸿章：（一）“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

    ③，主张把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儒家道德规范扩展至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二）与洋人交往应坚持“先疏后亲”的原则.李鸿章虽然对前者始终谨遵不渝，但对后者却有些阳奉阴违。他致函其师表白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

    ④他设法“亲近”的，首先是当时上海的真正统治者英法驻军司令和驻沪领事。他与之经常拄还，不时“会商事件，无不择善而从”，因而建立起“深相友爱”的关系。李鸿章得意地说：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

    ⑤。

    李鸿章“亲近”洋人，意在“借师助剿”。他在致友人信中说：“西兵① 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8—9。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35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藏于上海图书馆。

    ③ 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15页。

    ④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5页。

    ⑤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0页。

    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

    ⑥洋人既要“会防”上海，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