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儒生而起家军旅」-“抚用客将”
再少，内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他说这个军队“是协助防卫[上海]三十英里半径的地方实际所必需的。”
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助常胜军“剿灭”太平军，但既担心常胜军势力膨胀危切身利益，又害伯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大钜，影响淮军的扩充。他力主常胜军“裁汰老弱”，拒绝对士迪佛立作出让步。他说：“发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协议：“常胜军以三千为室，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军费问题。
当时军费拮据，吴煦认为“洋人之兵，为贼所畏。与其以饷养兵，不如以饷养夷。”李鸿章却另有打算：一方面他想借用常胜军镇压太平军，“眼前多糟蹋银钱”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因感到“孤立无援，不能不陆续添募求自强之术”，“添募愈多，需饷愈钜”。为了扩充实力以求“自强”，李鸿章自然希望减少常胜军的饷银，增加淮军的收入。因此，他在同士迪佛立谈判中，坚持要求裁汰常胜军为3000人，减定长夫额数口粮，删除病房及日用房费种种浮滥之款，以“稍节饷需”。士迪佛立开始拒绝，后来只好妥协。
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十分激烈。李鸿章的目的无非是想“渐收兵权”、“稍节饷需”。通过《统带常胜军协议》，李鸿章把常胜军的饷银从7.8万两减至4万余两，并且取得了对常胜军的“节制调遣”权。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统带常胜军协议》标志着常胜军从“华夷两商目行经理”一变而成为中、英两国政府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个协议是由清朝巡抚和英国陆军司令签订的；而协议又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清朝派出正规军官会同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常胜军军官由清朝巡抚和英军司令任免，常胜军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常胜军从“私营”转化为“公营”，说穿了就是英国抛弃“中文”的伪装、公开协助清朝镇压太平军，和清朝统治者捐弃前嫌、公然推行“借师助剿”政策的产物。士迪佛立和李鸿章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是常胜军从“私营”到“公营”的助产婆。
当时，在如何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营垒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宫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之间，主张“于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李鸿章与士迪佛立之间的“住复辩论”和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根据《统带常胜军协议》，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李鸿章说：“戈登接手似较讲理，其应敌亦较奋迅，如能由我操纵，即月糜四五万金，犹为有辞。”
①他既要借助戈登常胜军镇压太平军，又要防止其危害自身特权。但后来事实证明，李鸿章实难“操纵”常胜军。
1862年春总理衙门奕䜣等在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代理总税务司赫德的怂恿和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下，决定委派返回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0页。
李泰国在英国购买船炮建立舰队。李泰国秉承英国政府阴谋控制中国海军的意旨，买定兵船6艘、探报船和趸船各1艘，聘请英国上校阿思本为总司令，在英国召募官兵600名，并擅自代表中国与阿思本订立“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的合同13条。总署看穿了李泰国独揽中国兵权和利权的野心，断然拒绝这个非法合同，并与之重新议定《火轮师船章程》，规定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听督抚节制调遣，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总署还同李泰国达成了阿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