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纵容，致使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③李鸿章命令各地绅董设立善后局，名曰抚恤民生，实则残民以逞。以常昭为例。李鸿章札委前常熟知县周沐润总办常昭善后事宜，照会富翁赵宗建等设善后局。“自此破靴党已如饿虎出林，挨拥入局办公。巍然董事，扛帮唬诈。”局中“置备刑具，挂牌放告。乡民具享者接踵而来，或控伪乡宫威逼，或控土匪抢夺，一一查拿到案审问。”“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以钱之多寡，定事之曲直。”乡民进城需有局颁路凭，“如出城再需进城，小民俱于臂上印一方图章为记。”局中还遣绅士“清理城邑”，即“分段同该图地方，往各公馆开写姓名男女数目登册送局，由捐分给清户门牌。阅数日一查，照牌点验，人数不得多少，谓之查门牌。各绅称本邑巡查绅士。时官兵去攻打江阴，百姓纷纷回家，其曾为贼而不当兵者，呼之为毛里光，概逐出城，城中渐就肃清。”

    ①李鸿章还令各乡镇设难民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请看无锡的惨景：

    无锡虽然设了难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追，夏秋之暑湿薰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 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②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

    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

    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

    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1863年12 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阳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②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7，第3页。

    ①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93、94、140页。

    ② 佚名：《平贼纪略》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04—305页。

    之方，但苦无款可筹”，①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

    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年6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年11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7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宜。吴云向郭嵩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