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并着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年6月曾、李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①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 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着、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160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1年，80万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垫民欠10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90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①，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们两人所赐。”

    ②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灾办缓，权在胥役， 防弊① 李鸿章：《陈明苏省兵饷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第29页。

    ① 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积弊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64页。

    ① 李鸿章：《筹赈收复地方并酌请蠲免漕粮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44页。

    ② 《致lt;中国之友报gt;的编辑》，呤唎：《太平无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47页。

    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 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乃“劳来之善术”。李鸿章认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

    ③减赋乃“激劝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减赋令下，各乡“愚贱”“有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④减赋乃“固结招徕之一法”。李鸿章说：“乡民”“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