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强与剿捻」-引进“制器之器”
就必须仿造外洋船炮，建立近代军工企业。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外国利器”，阻力重重。列强对先进武器“禁不出售，价值过昂”，而中国倘要仿造船炮，“外国疑忌讥嘲，皆所不免”。他对清廷说：
中国因循积弱之由，已非一日，忽焉改其故步，从彼问津，发愤自强之一念，岂能瞒过彼人，初或含愠不言，久必借端造衅。然外洋军火机器，运售无禁，彼既恃其擅绝之技，不妨炫奇于中上；其中又有独神之用，不畏盗法之有人。且机器之巧，兼备百工之妙，人门有得，自归一贯之中。在我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而向彼开宗明义， 当旁参于日用便民。如纺织、刷印、陶埴、代耕、濬河之类，必有机器房可以分往学习，而军火自可类及。
善为说词，不见有机心之流露；则相忘无事，不遽启彼挨之惊疑。
②李鸿章担心列强“借端造衅”，并非杞人忧天；然而他所设计的对策却是幼稚的。一靠“盗法”，二靠从学习“日用便民”机器入手而“类及”军火制造，固然可能收效于一时，但又怎能长久“瞒过彼人”使之不遽“惊疑”
而允许中国掌握其军火制造的“秘法”呢？
“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
当时因循守旧的风气弥漫全国，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要津。这些顽固派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站在古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幻想把中国拖回到闭关自守的一统天下的旧时代里去。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清廷中枢的支持，才能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实现“自强”的理想。他把目光投射到奕䜣、陈廷经身上，企图通过他们打通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这道关节，开拓“自强”之路。由于“扶倾定危”而烜赫一时的奕䜣，以议政王的名义，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他辅佐慈禧，倡导“自强”，力图使日益衰微的大清王朝得以“中兴”。1864年5月李鸿章致函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阐明了关于学习外国利器、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制器之人”的“自强”主张；抨击了顽固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
的必要性。他指出：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①他以海外区区小国日本及时改辙向西方学习而获得成功为例，断言中国一向讲求“穷极而通之故”，理应并完全“可以皇然变计”。奕䜣等认为李鸿章“思虑防微”，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于6月特地上疏陈言，并“将李鸿章来函录呈御览”。他们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现在应该以“剿贼”为名，“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②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4页。
①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托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第9、10页。
无事可以示威。”他们请饬火器营于曾经学制军火弁兵内拣派武弁3名、兵丁40名，发往江苏，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务得西人之秘”。慈禧赞赏奕䜣等人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