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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强与剿捻」-引进“制器之器”
当即下谕批准奕䜣等人的建议。慈禧的这一举动,固然是出于加强满洲贵族军事力量的需要,但她肯定练兵、制器以图自强的方针,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同年10月李鸿章再次致函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交织着忧虑和期望地说:“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但中国却“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愚者诧为多事。”然而外国侵略者业已“揍集海口”,“深入长江”,它们“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似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李鸿章还将上海道丁日昌密禀一件,附抄呈览。丁日昌提议“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李鸿章推崇丁日昌“识议闳远”,并表示要设立制造外国船厂,“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

    ①奕䜣等人十分欣赏李、丁建议,致函李鸿章说:丁日昌密禀“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阁下谓设立外国船厂,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下手功夫,有此把握,尤为切中机宜”,而“函内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之语,深心已露端倪,仍希随时悉心筹酌,其一切章程及如何筹划经费之处,统由阁下通盘核计入告”。

    ①李鸿章对待奕䜣,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邀宠以借重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奕䜣的宦海浮沉。奕䜣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䜣主持中枢。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是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1865年3月31日编修蔡寿祺疏劾奕䜣揽权纳贿,词连曾国藩等汉族重臣。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䜣,压制曾国藩等汉族大臣,以便集权于一身,特于4月2日诏责奕䜣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慈禧此举,震惊朝野。大学士倭仁公然出面赞助。曾国藩见到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䜣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李鸿章没有象曾国藩那样“惄然不安”

    ②,而是静观朝局的演变。他两次致函曾国藩说:“恭邸近事,轩然大波,倏忽转幻,朝廷听谗可畏,从谏亦可喜也。”“恭邸似可渐复,惟与艮相(倭仁字艮峰)嫌隙日深,仍恐波澜未已。”

    ③除了借重奕䜣外,李鸿章还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字执夫,号筱舫)系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由庶常授编修,累官内阁侍读学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李鸿章企图要结之,并进而影响清廷。1864年10月他致书陕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他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3—5页。

    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6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③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17、19页。

    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然而中国顽固派闭目塞听,不了解敌我强弱之势,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狃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他疾首蹙额、深长叹息:

    “鸿章略知底蕴,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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