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或者主张废八股、进而“废科第而为荐举”，或者主张兴艺学而反对另立一科。

    他们一般都主张把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联系起来，多设学堂随地教人，多选学生出洋学习西学，以期造就适合于新时代需要的“真才”，并力图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都获得正途出身，齐仕进于科第。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或偏重于改革科举，或只倡导兴办学堂而未涉及科举改革的。

    李鸿章早年既业八股以窃科第，又着意通经致用之学，前者使他深知八股之害，后者使他关心“尊主庇民”。他的科举改革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的侧重点在于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因此，他一面力争改功令、兴洋学、废弃小楷试帖，一面采取了一些趋就“科目”的措施。

    如果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是从“师夷长技”“练兵练器”开始的话，那么李鸿章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则是以创办新式学堂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当时科举制度制约着教育制度。正象时人所说的：

    “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

    ①要改革科举制度，就势必触动旧的教育体制。李鸿章深知办理对外交涉事件，必须有懂得外国语言文字，“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

    之人，才能“有称物平施之效”

    ②；引进西方近代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只有同造就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所有这类人才都是无法指望科举制度制约下的旧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早在1863年江苏巡抚任上李鸿章就根据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这个广方言馆虽说是“仿照同文馆之例”，但实际上却突破了同文馆的模式。同文馆的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实为八旗子弟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招收近郡文童，“候补佐杂及绅士中有年及弱冠愿入馆学习者，一体准保进馆学习”

    ③。同文馆是外语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不仅培养“精熟西文”的翻译人才，而且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同文馆学习外语“如能纯熟， 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上海广方言馆则规定：文童学生“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

    ①，以便谋取科甲正途出身。

    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一样，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面，在当时无疑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1869 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招收 15—20岁的学生入学，学习汉文、英文、法文、算学、舆地等课程，4年毕业。

    在创办上海广方言馆的第二年，李鸿章乘答复总署有关学制外国武器问题询问之机，首次向清廷提出变通考试功今、“专设一科取士”的问题。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科学技术教育， 是中国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② 郑观应：《考试》上，《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第296页。

    ① 汤成烈：《学校篇》上，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五，学校下。

    ②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一），第139页。

    ③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①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之一。中国只有“学习外国利器”，才能“自强”而与外国并驾齐驱，而“学习外国利器”的关键在于引进外国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