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之器”和培养自己的“制器主人”。

    他正是从学习西方近代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造就掌握近代工程技术的人才出发，呼请“专设一科取士”的。他所提出的“专设一科取士”的主张，深受冯桂芬思想的影响，而略胜于同俦。当时冯桂芬正在李鸿章幕府，“有大政或遇事变，得所咨度”，冯桂芬“每一书成，远近学者争快睹焉”

    ②，李鸿章自然也不会例外。冯桂芬在《改科举议》和《制洋器议》两文中，主张“改定科举”与“特设一科”“并行不悖”，而“特设一科”的目的则在于引导“聪明智巧之士”“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很显然，冯、李关于“专设一科取士”的设想如出一辙。冯、李企图把西方近代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李鸿章毕竟不是冯桂芬，他尚未象冯桂芬那样，把“改定科举”与“特设一科”结合起来，而只是主张在原有“科目”之外另立一科罢了。1867年李鸿章代呈藩司丁日昌条款，主张对“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

    取士兼求实用之才，戚继光云：所用非所学，所习非所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算数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势利弊，言语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上以实求，下亦必以实应，并特设一馆，延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将日出而不竭，即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中国以营爵禄。

    ①这个“条款”实际上是李鸿章借丁日昌之口表达自己“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因为丁日昌深受李鸿章倚重，丁氏恳祈李鸿章代呈的“条款”

    内容，事先不征得李鸿章的同意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丁氏“条款”内容还来自早期维新志士王韬的《代上苏抚李官保书》呢！1864年避居香港的王韬为黄胜代写了上李鸿章书，并“别录副本”送交丁日昌。王韬认为“人材者，国势之所系也，国家之有人材，犹人身之有精神。”为了“振作人材，增重国势”，必须改革取士制度。他写道：

    江左既已久罢科场，许行荐举，则所以荐举者仍在语言文字乎？抑将在政事军旅乎？或采之虚名试之实效乎？此数者虽足以召才，而但举其所能知，不能及其所未知，则真才仍或不出其中。今请分八科取士，拔其尤者以荐诸上。一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二曰考据经史以觇其学，三曰试诗赋以觇其才，四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五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六曰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七曰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泰西各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字以觇其用心。行之十年，必有效可见。

    ①把王韬和丁日昌分别提出的八科取士的内容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丁日昌对王韬的建议采取了基本接受、部分修正的态度。首先，丁日昌增加了“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一科，并在王韬提出的② 李鸿章：《三品衔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冯君墓志铭》，《李文忠公遗集》，卷3，第1、3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9—20页。

    ① 王韬：《弢园尺牍》，第82—83页。

    “试诗赋以觇其才”一科中加上考试“帖括”的内容；其次，丁日昌把王韬提出的“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和“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两科合而为一。

    后者无关宏旨，而前者却显示出维新志士和洋务官僚的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