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铭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鲍超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32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3 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第二阶段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 6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①。

    其实，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李鸿章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刘铭传、沈宏富、董凤高、潘鼎新四军46营和鲁军31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5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

    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但是，东捻军却于8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开始，李鸿章调鲁军31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11营；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清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

    ②，饬令交部议处。是时言路纠弹，清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① 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1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6，《捻军》，第1册，第170页。

    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8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

    11 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12 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 3 万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