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强与剿捻」-督师“剿捻”
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 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清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清廷特派恭亲王奕䜣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10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刘秉璋等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
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①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
②，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刘铭传“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
③，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
④，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① 李鸿章：《复李子和中丞》，《李文忠公生书》，朋僚函稿，卷8，第3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2页。
③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8，《捻军》，第1册，第202页。
④ 周世澄：《淮军平虹捻记》，卷9，《捻军》，第1册，第204页。
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
⑤。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 月上旬，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