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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强与剿捻」-督师“剿捻”
、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接着5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

    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

    ①。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5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

    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清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8 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

    ①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⑤ 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8页。

    ①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0,《捻军》,第1册,第221页。

    ① 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38页。

    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

    ②,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

    ③;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自杀的说法,督军四出搜捕。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触怒了李鸿章,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致函曾国藩,公然以所谓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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