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①“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也势必如此。只有讲求“洋务”，才能“自强”“自立”，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②则是“洋务”所应遵循的原则。

    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导源于他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本性的看法。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由此而推衍出一种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他公然妄加非议林则徐、僧格林沁的反侵略斗争， 斥之为“逞一时之愤，几堕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恩耶？”同时，李鸿章尚未认清列强的侵略本性，误以为列强志在通商，“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无意从根本上危及清朝统治。因此，他断言中国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

    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他致函曾国藩，曲解中国历史，否定周秦以来一切抵御外侮的战争，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③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付列强侵凌时，始则坚守既定的不平等条约，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

    的目标。当然，“羁縻”既不是予取予求，任人宰割；又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和局”离不开“战备”，“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①，因为外国侵略者“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以笔舌胜之”，犹如痴人说梦。中国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才能使外国侵略者“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李鸿章所以主张采取“羁縻”之策，目的之一，就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武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以和则久”

    ②。

    李鸿章意识到，为了推行“和戎”外交，中国必须改变“天朝上国”观念，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向外国派遣常驻使节。他指出“自来备边驭夷，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互市遣使，所以联外交，亦可窥敌情”，而中国却置之不顾，自外于国际社会， “殊非长驾远驭之道”。中国应该派使节常驻各国，“管束我国商民，藉探彼族动静，冀可联络牵制，消弭后患。”

    他不仅积极倡议遣使，而且积极推荐驻外使节人选，并主张对他们“重其禄赏，而定以年限，以宣威信，通情款”

    ③。

    ①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大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0页。

    ②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③ 李鸿章：《复首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1页。

    ②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0页。

    ③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7页。

    李鸿章认为“和戎”与“变法”息息相关，“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④他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敝絮塞漏舟，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