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

    ⑤，若不随时势而变迁，“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①他对那些昧于大势、抱残守阙、徒骛空文的顽固守旧势力，深恶痛绝。1881年他在写给王闿运的信中，甚至“一发狂言”，斥守旧而不避人君：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客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②李鸿章抨击守旧、倡导变法的言论可谓激进，然而他所要推行的变法内容却没有完全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而是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

    ③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李鸿章借用这两句不可分割的权威性古语，来概括和区别中学和西学，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做到“道器兼备”。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和 60年代不同，这时李鸿章修正了所谓“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的说法，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1872年他曾对中日两国政体作了比较。1978年又在写给驻英、法、德等国参赞黎庶昌的复信中，批评顽固守旧势力动辄把西方资本主义比拟为古代匈奴、回纥之虚妄，赞扬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善政。”他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善政”，改善或调整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他把希望害托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上，认为“抚绥之责在疆吏，而振奋之本在朝廷”

    ①。朝廷应该励精图治，冲破“文法拘束”，抓住”官”这个联系君与民的中间环节，着重整顿吏治，裁汰冗员，酌增廉俸，停止捐例，多用“以国事当家事”的“血性人”“整顿地方”，“县令得人，则一县受其益，郡守得人，则一郡受其益。”

    ②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依然是儒家传统治略的“人治”，而不是“法治”，为政在人，人存政举。

    及至80年代末，李鸿章从整顿吏治进而提出“易官制”的主张，并把“易官制”放到“变法度”的首位。这既是进一步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又是受到早期维新志士从官制入手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和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政治体制实陶启示的结果。

    日本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④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2页。

    ⑤ 李鸿章：《致何子永中翰》，《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页。

    ① 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3页。

    ②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③ 李鸿章：《答彭来廉书》，《李文公遗集》，卷5，第13页。由幕僚薛福成代笔。

    ① 李鸿章：《复四品卿衔何子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14页。

    ②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任方伯书》，《庸盒文别集》，卷3，第114页。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李鸿章通过顾厚焜《日本新政考》、黄遵宪《日本国志》和驻日公使黎庶昌寄来的日本改革官制后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