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民用企业

    李鸿章除继续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

    ①。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李鸿章经过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势”，发现“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他说：

    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

    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②李鸿章为了“求强”而“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当时国内也已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

    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

    1872年清朝统治层内发生的关于继续造船与否的争论，成为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业的转折点。这一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清廷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左、沈在复奏中，反对宋晋的主涨，认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对于如何解决经费问题，他们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李鸿章的复奏削切详明。他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206页。

    ②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

    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

    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