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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富强相因」-兴办民用企业
畿地区防务和巩固自己所控制的北洋地盆出发,力主修建津通铁路。他致函奕譞等,说“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奕譞等基于调兵征饷、巩固近畿海防考虑,上疏表示“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准如所禀办理,仍令津沽铁路公司商人照章承办,以专责成而资熟手。”

    ①清廷准其所请,但却遭致翁同譞、孙家鼐、恩承、徐桐、屠仁守、余联元、洪良品、徐会沣、游百川等数十名京官的激烈反对。他们有的致函奕譞,有的上疏清廷,或谓“铁路有害无利”,或“请毋建津通铁路”,或“谓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气势汹汹。李鸿章不畏权势,致函奕譞指名道姓地批驳论辩,淋漓痛快,泼辣透辟。海军衙门也遵旨议复,批驳所谓铁路“资敌、扰民及夺民生计”等“局外浮谈”,申明“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

    ②洋务派和顽固派各执一端,清廷难以作出抉择,认为“在廷诸臣, 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身膺疆寄,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因此令其“按切时势,各抒所见,迅速复奏”

    ③。

    结果除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江苏巡抚黄彭年表示赞成修建津通铁路外,其余不是反对,便是附有“勿使民有怨咨”等条件,或者宣称“不敢凭空揣摩”。两广总督张之洞则企图限制李鸿章淮系势力的扩张,建议暂停津通,改筑卢汉(卢沟桥至汉口)路。1889年5月清廷作出决断,肯定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宣布“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

    ①:然而又有意扬张抑李,决定搁置津通路,修筑卢汉路。李鸿章方清廷批准兴办铁路而高兴,为其扬张抑李而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当然,李鸿章绝不会善罢甘休。适值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清廷出于国防考虑,决定立即修建关东铁路以相抗衡,特派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1890年李鸿章会同总署大臣奕譞奏准“缓办卢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将卢汉铁路拨款,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关东铁路“由林西造于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男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

    1891 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宫铁路局,翌年动工修建关东铁路,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修路至中后所。这段铁路的修建经费全由清政府筹拨,因之称为“宫路”。

    李鸿章兴办的民用企业,除了北洋宫铁路局是宫办的以外,其余都采取宫督商办的方式。官督商办是李鸿章的创造,是洋务派依靠国家权力“收天下之财为已用”的一种形式。李鸿章虽然早已预料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②,但是当社会行程一经使“中国富农大贾”“仿照洋机器制作”从可能变成现实的时候,① 《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45—46页。

    ② 《海军衙门议复修造津通铁路疏》,《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22—27页。

    ③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64,第27页。

    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69,第5—6页。

    ② 《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四),第14页。

    他就既害怕私人资本同洋务派争利,又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会侵蚀封建的肌体。所谓归商不归官,“久恐争利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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