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无铃制”，正是这种惶俱心理的写照。因而决意把私人资本置于官府控制之下。

    官督商办企业，形式上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股分公司的组织，既招商入股，又设有商总、商董作为入股商人的代表。所不同的是，这些企业都是直接受着“官督”的。李鸿章为官督商办企业规定的经营管理原则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①，企业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②。事实上，凡经李鸿章奏明开设的官督商办企业，其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均需遵照李鸿章札饬，由督、总、会、帮办经理。

    而各督、总、会、帮办，又必须经由李鸿章委派，作为政府代表控制企业大权。各企业的资本虽然大部或全部来自私股，但私人资本家除了保留资本所有权和按年领取股息、负担亏抵责任外，既失去了股金的支配权，又不得过问局事。“官有权，商无权”，“本集自商，利散于官”，真实地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封建大吏控制商人资本、官权控制商利的关系。这说明构成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和“商”并不是平等的，“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而作为封建国家政权代表的“官”却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决定企业性质的主要力量。正因为这样，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属于同封建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范畴。

    李鸿章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始，就倡言“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说，而“维持云者，盖恤其隐情，而辅其不逮也。”

    ③李鸿章不仅提出了“官为维持”的方针，而且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维持”官督商办企业的措施。其中主要是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申请专利特权。

    李鸿章认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因而，他想方设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借款缓息。轮船招商局筹建伊始，他就奏请户部借垫制钱20万串，“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其后又屡借官款至190余万两。1877 年正当轮船招商局在太古、怡和等外轮公司倾轧下局务难支之际，他又请求总理衙门“将该局承领各省公款，暂行缓缴三年利息，借以休息周转。”

    ①开平矿务局从1878—1882年，共用款项220万两，其中李鸿章拨借的官款就有24万两。根据1900年开平矿务总局债欠单，可以看出开平矿务局欠直隶银钱所和海防支应局一项，就多达50万两。这项官款是开平设局以后20多年“屡受挫跌”的“扶持救急之款”。上海机器织布局虽然一向以不需官款相标榜，但在1893年清理局产时却透露所借北洋官款多达26.5万余两。电报局成立伊始，就由北洋军饷筹垫湘平银17.8万余两，敷设津沪电线。

    1882年电报局改官办为官督商办，招集商股，在6年之内缴还官款8万两，免计利息，其余垫款从政府拍发电报的费用划抵；同时由淮军协饷内开支为保护电线而设的各汛弁兵、马乾口粮及汛房修理费用，每年约需湘平银 1.1万两，作为政府对电报局的津贴。在李鸿章看来，电报局“线短报稀，取资有限”，非官为保护、官为津贴不可。

    ①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20页。

    ② 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33页。

    ③ 《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六），第61页。

    ① 李鸿章：《论维持招裔局》，《李文忠公生书》，译署函稿，卷10，第21页。

    苛捐杂税以及土洋货税悬殊，是发展民族工业的严重障碍。李鸿章有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