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和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明确表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这里的所谓“变法”，主要是指改革军事制度，建立近代海陆军；所谓“用人”，主要是指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他根据中外军备状况和中国地理环境，主张中国应“以陆军为立国根基”、“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同时“亟练水师”，加强海防，而“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即“守定不动之法”和“挪移泛应之法”，因此“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他同意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但认为各洋海军均须拥有大铁甲船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他鉴于筹办海防需款甚巨与清政府“财用极继”的矛盾现实，断言“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他称赞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为“老成谋国之见”，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停止进兵新疆，改用招抚办法，准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粤属的苗瑶土司。自为部落，或如越南、朝鲜的略奉正朔。“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他还力主“开源节流”，“仿行西法”发展民用企业，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采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榷其余利，养船练兵①。

    李鸿章不仅上疏陈词，而且授意丁日昌围绕总理衙门原奏6条“筹议切实办法”。丁日昌遵嘱写成《海防条议》，请李鸿章代为上呈。《海防条议》

    实际上已经超出总理衙门所提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的范围，而是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探讨加强海防的途径，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李鸿章“披读再四”，发现丁日昌同自己意见一致，并且讲了自己想到而未敢说出的话，因而非常高兴，特地致函丁日昌说：《海防条议》

    “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须停止实职捐输，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来书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

    ②左宗棠的看法有所不同。他称颂总理衙门筹办海防6条“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而反对丁日昌、李鸿章、王文韶的某些条陈。他批评丁日昌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然，难以实效。”

    ③他既反对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意见，又不赞成王文韶全力注重西征的建议，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21页。

    ② 李鸿章：《复了雨生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6页。

    ③ 《洋务运动》（一），第114页。

    在上述诸多议论中，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的主张具有代表性，他们虽然都表示支持总理衙门筹办海防六条，但在海军要不要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如何处理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原则分歧。李鸿章淮系集团的主要地盘在北洋，所以李鸿章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塞防为可有可无，甚至不惜以“渐弃新疆”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