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强相因」-筹建北洋海军
，来加强海防建设；同时竭力支持丁日昌建立三洋海军的主张，以便直接控制北洋海军。当然，就中国防御列强侵略的战略需要来说，李鸿章强调海防、建立海军的意向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不应忽视西北塞防、鼓吹“渐弃新疆”。左宗棠湘系集团的势力先在东南而后移至西北，他既看到日本侵略台湾并窥伺朝鲜、英法两国企图分别由缅甸和越南侵入我国西南诸省的事实，深感沿海防务亟待加强；又目睹阿古柏匪帮盘踞新疆、沙俄强占伊犁的罪行，深感收复新疆乃当务之急。因此，他主张水陆兼顾，一面收重新疆，一面加强海防。他对建立海军一向持积极态度，有人说他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他认为海军应该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防止被人“挟以自重”，互分畛域，以便在抵御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874 年底正当各省督抚复议基本汇齐之际，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立，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因而拖至1875年3月清廷才下令“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复奏。”这样，“海防议”便进入了廷议阶段。醇亲王奕䜣支持筹办海防，并认为筹款一事，以“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而“开矿挖煤”只应“试办于一省一地，可则行，不可则止”
①。礼亲王世铎指出：“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但不可通过“增盐厘、借洋债、开矿等”途径筹款，因为这样作，“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壁公然反对发展近代民用企业和建设近代海防，诬蔑丁日昌为“丁鬼奴”，攻击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的结论，既驳斥了于凌辰、王家璧等反对筹办近代海防的谬论，又否定了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主张，坚持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因而得到慈禧的批准，于是光绪发布上谕，任命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议。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并说“此次议奏，有关西北及防范俄人事务，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寄左宗棠阅看，即着该大臣通盘筹划，以固塞防厉①。
由于清廷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所以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在清朝的海防、海军建设中一开始就处于举足轻重和优先发展的地位。沈葆桢起初曾自动提出“外海水师宜先尽北洋创办”，4 百万两海防专款先“统解北洋兑收应用”，但过了3年，他又以“南洋税课日绌”为借口，请求将海防专款仍按原来决定分解南北洋使用。1879年冬，沈葆桢去世，从此“海军之规划，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之。”
②1881①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六日醇亲王奕䜣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16页。
①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154页。
② 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第484页。
年李鸿章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国旗为长方形，以纵3尺横4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1885年由于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清廷下谕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立即表示拥护，说“伏读谕旨，谆谆以大治水师为主，洵为救时急务。”他鉴于海防、海军建设缺乏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建议效法西方，添设海军部或海防衙门。他说：
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