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广西之兵自现在屯扎之地退出，法国即声明它“毫无侵占土地之意”和“毫无贬削越南之谋”；准许外国商人溯红河到中越边界从事对云南的贸易，并在保胜设口岸，驱除“盗贼”（主要是指刘永福黑旗军）；在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法中两国保护。李鸿章公然把这种妥协让步的协议，看成是自己折冲樽俎之功。

    李、宝协议原意是要为中法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1883年1月总理衙门对协议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到2月却因法国内阁发生变动而出现波拆。被公认为“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的茹费理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一贯藐视中国而主张对华强硬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他们不满意前任政府对越事政策的“迁缓”，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侵略方针，断然否决李、宝协议，并撤销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这使得李鸿章骤然陷人被动的地位，朝野责言繁兴。曾纪泽攻击李鸿章为宝海所骗。而有的外国评论家却悦“宝海受了李鸿章的欺骗”。其实，李、宝都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协议，主要是因为它以议和来掩盖阶段性军事准备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而条款又未能满足其侵略餍欲， 当然这也同新旧内阁对外政策的激缓有直接关系。

    法国内阁改组，李、宝协议告废之后，空气骤然紧张。法国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法军在加强对越军进攻、占领南定等地的同时，蓄意向中国挑衅，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运米船只，加紧进攻刘永福的黑旗军。这使李鸿章十分恼怒，当宝海再度见到他时，“这位总督象拳师那样紧紧握着双拳”说：

    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事情似乎只有这样办”

    ①，表示要以武力一决雌雄。

    清廷的态度一时也有所改变，谕令有关大员实力讲求战备，“不可稍涉疏懈”，“以杜诡谋，而维大局”。5 月清廷以怯越事急，旨命请假回籍葬母的李鸿章秉金革毋避之古训，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也许真的觉得只有他这位“威望素着，通达事变”的人物方堪此任；另一方面也正如李鸿章自己所察觉到的， “这次任命是他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

    面对此情此势，李鸿章非常气愤，报怨这是“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令人寒心”。他拒赴前敌，复奏公然提出不去广东、暂性上海的方略。清廷无奈，只好照允，并于6月 6日命他仍回北洋大臣署任。6月 8日他致函总理衙门，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警告“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局”

    ①。6月16 日他又上《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并附《滇粤防务宜责成疆臣并请简员驰往法国交涉片》，系统地表述了他的避战求和的观点。他承认法国侵略越南对于中国育着严重的危害，说“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戒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边患固无已时”。他认为法国并越之念甚坚，不会甘心释手，而“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但是，对于客观形势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册，第533页。

    ① 高第：《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转引自季南：《英国对华外文》，第93页。

    ① 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中法战争》，第4册，第45页。

    的正确分析，并没有使之得出应该抗战的结论和下定抗战的决心。他声称“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兵连祸结，防不胜防”；法国海军强盛，中国海军难以御敌；中国兵弱饷乏，久战终必不支；兵端一开，中国既添近优，又贻后患；越南悖妄，毋须顾之。李鸿章避战求和的主张，遭到清流派健将的批驳。张佩纶、陈宝深、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