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等在李鸿藻的支持下，纷纷要求清廷对法采取强硬政策。他们打着“天子守在四夷”的旗号，主张援越抗法，以固藩篱而卫门户。在他们看来，虽然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只要海陆军有机配合，扬长避短，并非不可与法国决以胜负，只要坚持持久战，法国必将知难而退。他们指出，列强恣意侵凌，民族危机白益严重，并非导源于抗战，而正是由于因循、偷安“几冀和局”造成的结果。

    李鸿章在避战求和思想的支配下，从抵沪暂驻到回任北洋后的数月中，主要与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在上海，自6月6日至7月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会谈五次，另外还间有函件往来。当时法国政府企图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不但承认它在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而且承认它所谋求的在北圻的侵略地位。脱利古既然受命于此，又因原来就是法国政府“主战派手中的一个柔顺的工具”，所以与李鸿章一开始接触就表现得十分骄麦、强硬，声称“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中国若不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有时，李鸿章稍事辩驳，他即忿然作色，拂衣而出。孪鸿章则以相当的耐心和柔韧应对。开始交涉的主要胶着点在于：脱利古强调，法国对越用兵，是为了维护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所“应得之权利名分”，与中国无涉，中国不论明助或暗助越南，即为与法国失和。

    李鸿章表示，中国并不打算与法国失和，没有也无意明助或暗助越南，但是申明越南为中国属国，对法越1874年条约，中国“未尝明认”，他并致电曾纪泽以统一口径。曾纪泽认为，李之“驳甲戌约”，“申言尤妙”

    ①，亦着力坚持之。在脱利古看来，李鸿章“系统地抗拒了他”，“而且做出了一种最傲慢的态度”，他认为清方的策略是使法国麻烦、厌倦和疲竭，激起法国国内舆论反对内阁。但脱利古认定，中国的武力准备“虚而不实”，主张法国应立即对越南宣战，“给顺化方面以重大的打击”，从而压迫清政府改变态度。然而脱利古在谈判中却改换策略，“忽变前此凶悍情状，似欲和衷婉商”，企图施展阴柔的伎俩，诱骗清政府承认《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认可法国对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放弃过问越事的权利，允许法国染指云南。李鸿章当即表示“各节与中国意见未合”，不能接受，要“中国日后不能干预越事，断做不到”

    ②。李鸿章看出与脱利古的会谈在短时间里难有突破性进展，便于7月5 日离沪赴津。脱利古向其政府报告说：“李躲避了，……他的离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国进行的谈判的破裂”。但“北京朝廷不愿断交，它更小心不向我们宣战”。正是抓住清政府的这一弱点，脱利占主张与中国断交，采取“刚勇”、“强力”的行动，说这样做，“那些只与强者协商的中国人，必将首先向我们让步”，“我们必将看到中国的匪帮在我们面前退却”。法国政府没有与中国断交，但却派军直逼越南部城顺化，并于8月25日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① 《曾候来电》，《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41页。

    ② 《法国脱使来晤问答节略》，《中法战争》，第4册，第58页。

    9月18日脱利古与李鸿章在天津恢复会谈。脱利古表面上“词气甚和”，但实际上变木加厉地进行讹诈，提出所谓三条办法：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

    剿除北圻土匪；另计中法边界。据脱利古的解释，“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

    是基于越南地方现在全归法国保护而言；所要剿除的“土匪”，系指刘永福的黑旗军；所谓“另订中法边界”，是指在法国保护全越的前提下，“拟将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