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界再放宽些”。李鸿章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商量”，明确表示：

    “越南为中国属国，北圻土匪实由中国剿平。今法国恃强称兵，而日此事与中国无干，中国岂能甘心？在法国之意，不认越为中国属国，不欲中国与闻越事，并疑中国驻兵越境即为暗助黑旗。在中国之意，则认定越为属国，必应设法保护，驻兵越境，乃中国应有之权，并可自护边界，且亦不自今日为始。两国各执一见，愈说愈远”

    ①。

    李鸿章还希求通过划界将法国势力限制在北圻以南的地方。他提出，以河内为界，南北分别由法国和中国“保护”，即大致以北纬21°分界。其实，法国并不是真正要与中国分界保护越南，而是企图以“低廉的价码”，换取清政府对它控制整个越南的承诺。对李鸿章的方案，脱利古当即拒绝，提出“由滇粤原有边界约拓开十五里为新界”，也就是只留出与中国滇粤接壤的宽十五里一线地带，其余的越南领土全部归属法国。这显然是谈判桌前“漫天要价”的惯伎，李鸿章指责说：“此语与中国命意相距太远，亦与法国外部之语不符”

    ①。李鸿章坚持原议，“舌敝唇焦”地争执，脱利古“坚执不允”。

    这样，谈判一直没有结果。李、脱天津谈判期间，法国已任命巴德诺为驻华公使，令脱利古返回日本。10月28 日脱利古离华东渡，李、脱谈判便以破裂而告终。李、脱谈判的破裂，固然在于法方条件过苛，要挟过甚，但也表明李鸿章并非毫无原则地一昧妥协退让，他甚至产生过“此后但备与法人动兵”的念头。

    在李、脱谈判的同时，曾纪泽则在巴黎与法国外部直接交涉，就结果来看，曾氏的交涉也同样陷于失败。李鸿章本来不愿让曾纪泽在对法交涉中与之平分秋月，当他在上海与脱利古会谈之初，就曾建议清廷特简“洞达时务之大臣驰往法国”，以取代曾纪泽，被清廷拒绝。曾纪泽也在极力争夺对法交涉全权而排斥李鸿章。当李、脱上海谈判中断的时候，曾氏乘机向法国方面强调：“李鸿章实际上并未负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国政府“只可真正地与总理衙门或有谈判必要的全权的我商议”

    ②。他在与法国外部会谈中，放弃了否认法国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权的主张，明确提出中法分界“保护”越南的建议。这时，他虽然坚持认为“越南久列藩封”，中国对越南有“上邦之权”，但同李鸿章一样，这只不过是“以虚求实”的外交辞令而已，他甚至向新闻界宣称，只要法国公开承认中越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那么法越间前订条约“中国似皆可准”。他还否认刘永福黑旗军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只是不情愿听任法国“驱逐”而已，这与李鸿章的口径也无二致。稍后，他向法国提出关于解决越事的6条办法，主张将法国侵略势力限制在南圻，维护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中国有权过问越事，允许各国通商红河，开放山西对岸的屯鹤关为通商口岸等。李鸿章对曾纪泽的主张，大致是持赞同态度的。

    ① 李鸿章：《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中法战争》，第4册，第76贞。

    ① 《中法战争》，第4册，第89页。

    ② 《法国外交丈牍》，《中法战争》，第7册，第170页。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在有关越事的实际主张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异的，二人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实质性问题，而在于表面态度的刚柔上。曾纪泽好示“刚严”，显“豪气”，谈判桌前，他常以声色俱厉回敬对方的蛮横无理，动辄诉诸新闻手段揭露对方，不惮于“不见礼于敌庭”，在交涉中多次出现僵局。而李鸿章则显得“阴柔”、“圆滑”，有时故作忍让之态。曾纪泽尝责言：越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日‘柔’，日‘忍’，日‘让’”，并说：“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