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首先谈起徐志摩出现时当时的文坛状况。1921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北方唯一的诗人是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1922年、1923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晨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时，他那种华丽的词藻、奢侈的想象、雄奇的气势、曼妙的情调，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梁启超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大加鼓励；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居然称他为“慧业文人”；死守传统的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刚露头角便征服了文坛。因此，苏雪林说，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苏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证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并不过分。

    关于徐志摩诗的形式，苏雪林认为有下列五点：

    第一，体制的讲求。从胡适一直到郭沫若新诗都没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虽然以西洋格式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诗式创作时，带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豪放风格，但并不成功。虽然，郭沫若主要创作白话诗、自由诗，但他对于新诗体制没有多大的贡献。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创作时很注重韵律。于赓虞回忆时说《诗刊》发行前，他们共聚在闻一多寓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诗刊》发行后，每周都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而到《新月》诗刊发行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因此胡适写下了《新诗已上了轨道》。

    苏雪林认为徐志摩的诗变化极多并且迅速。他几乎每天都在尝试一种诗的创作格式，因此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有感于这种情况，苏雪林就说：“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志摩的诗》发表后，他的朋友陈西滢为他做的体制统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章韵体。诗刊派的诗被人讥讽为“方块诗”，而徐志摩却能在严格规律之中，自由表现他的天才，这一点是他人所不及的。

    第二，辞藻的繁富。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极力摆脱旧诗词的格调和排斥旧辞藻。胡适还说，真正好诗在于白描，于是“渲染”的工夫就不敢怎么讲究了。但诗是一种美文，美就不仅仅是白描所能传达出的。西方的一位文学家说诗不过是“颜色”和“声音”组成的，这话不无道理。刘勰就有情采篇，并说“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缛采”。所以白描诗的局面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冰心小诗是有些辞藻的，郭沫若的长篇也充满了心弦、洗礼等西方辞藻。徐志摩出现后，诗的辞藻，就更为富丽了。但他的辞藻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经过他的心灵炼制过的一种东西。陈西滢说：“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个洪炉里，炼成一种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再加上很丰富的意象，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玻。”

    但陈西滢还说：“他的毛病是太没有约束。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到烦腻。”因此，“浓得化不开”成了徐志摩的诗文的特点。徐志摩也被冠上唯美派、新文学中的六朝体的名号。钟嵘诗品论谢灵运道：“颇以繁芜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博，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