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是在中国的政局处在混沌中到来的，那时的南京刚经历了一场权力更迭。蒋介石已经退出了权力的中心，行政院长孙科接管了南京的中央政府。但政治最终是力量的抗衡。在江浙一带缺乏基础又不能掌控军队的孙科内阁是短命的，取代他的是国民党内两个巨头的全新组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蒋主军，汪主政。真正的权力落在蒋介石的手中，“蒋委员长”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

    新的政治联盟还在酝酿之际，上海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战事。日军占领东北后，日本特务机关为吸引各方的注意力，掩护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不断在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寻衅滋事。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正要遵命后撤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想在国际商埠上海上演一出新的“九一八”事变，好不让日本陆军专美于前。但出乎日军预料的是，第十九路军的战斗意志异常强烈，上海民众对守军的支持也非常踊跃。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运气远不如令他们嫉妒的关东军，因为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官兵是一支勇敢善战且爱国情绪炽热的军队。他们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没有得到南京政府首肯就果断进行了抵抗，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打得来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第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抵抗是中国军队自动行使防卫权，开中国军队大规模抗战之先声，与东北军的几乎不战而退截然不同。头戴斗笠的第十九路军战士成为与东北义勇军交相辉映的抗日象征。

    广袤的地域是中国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反应迟缓的弊病。在地方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各地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东北的丢失对东南沿海人民的震动起初还止于理念和情绪上。但4个月后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战事惊醒了许多在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人。日军的炮火与轰炸让他们终于有了切肤之痛，如骨梗在喉，如锋芒在背。

    就像沈阳人忘不了“九一八”，“一·二八”永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正对面的公寓里，住着鲁迅和他的家人。从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在司令部院内集结的大量士兵，随后卡车在轰鸣声中载着他们向南驶去。至今，在鲁迅书斋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当时残留下的一个弹痕。

    极少人可以停留于战争之外，连一向被认为最安全的租界也不再是苟安之地。尽管交手双方都尊重租界的特殊性，但谁也不能在技术上保证，子弹和炮弹百分之百不会落在租界内。国民党政府在内部的一片混乱中勉强形成决定，将政府的办公地点从南京临时迁往河南洛阳。洛阳这个地处内地的故都虽然破旧不堪，交通不便，但可以免受日本军事力量的直接打击和胁迫。

    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和上海市民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这场战争所吸引。30年代的上海是各国侨民杂居之地，在这个城市发生战争，立即会引起国际瞩目。日本在这里的收获不及在东北的一个零头，而伤亡要比在东北惨重得多，他们遇到了中国真正的战士。

    1932年5月28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5万军民涌向了会场，司法院长居正代表政府主祭。参战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亲临致祭。6月1日的上海《申报》描述道：“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第五军官兵，衣黄呢制服，整齐严肃而躯干彪伟，精神饱满。十九路军将士则穿青灰布制服，短裤露膝，背系光荣无上而受外人崇拜的十九路军战笠，身材虽较短小，而勇健活泼。”

    “一·二八”，也就是1932年1月28日，那个战事初发的黄昏，最先与日军交火的是第十九路军的张君嵩团。张团长向他属下的牺牲者，以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