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国先人留下的伟大建筑。在荒郊野岭间，长城蜿蜒着，从东方的海滨一直到西北的荒漠。在冷兵器时代，先人们将他们的财富、气力、智慧与生命连续不断地花费在长城上，他们一定相信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有报偿的，先民将和平、安宁的无尽期待凝聚在每一块坚实的长城墙砖上。

    1933年第一天，山海关就发生了战事，对相信预感的人来说，这是不祥的预兆——新的一年会是刀兵之年。这年杀戮气很重，上半年是热河、长城线中国军队抗击日寇入侵的喋血之战；下半年是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生死内战。可谓烽火遍中国。

    北平被长城线上的炮声震动了，惊扰了。北平本是个文雅、宁静、守旧的都市。它并不是没有变化，只不过变化得有些迟缓。它不像沿海的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楼，假若那时到北平去找巍峨华丽的大楼，那只有败兴。当时北平最高的建筑是正阳门、六国饭店。北平市民也追时髦，然而时髦有个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门面，沙锅居的肉锅，你就是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换的。北平的街道建筑古朴而典雅。它的居民多礼而乐天。据说，世界上最重传统的国家，首推英国，另外就数中国了。而在中国，北平人又算得上最守传统的。乐家的同仁堂代表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对永久价值的执著，许多追赶时代的企业消失了，但它还傲然存在。北平不像上海那样对外来文明敏感，紧紧追随，崇洋的情结远不如沿海城市。

    那时，北平的街道非常宽阔，东、西长安街，东、西交民巷，东、西单大街，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都是柏油马路，比同时代上海的路面至少宽一倍以上，街道两边有树木葱郁的人行道，人在街上走，仿佛在大公园里散步。

    在北平一个月用十几块钱可以租一座四合院，一两块钱可以招待朋友吃饭，有一毛钱坐洋车，可以从城东拉到城西。在上海或南京至少要两三毛钱车资的路程，在北平只要花20枚或者26枚（合大洋4分或5分）便够了。而这些洋车夫，靠这样低廉的价格，一天所得，可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南京的教授们喜欢大屋顶的建筑，并呼吁复兴中国的本位文化。住在北平的胡适博士却穿着长袍在他的四合院里写着“论全盘西化”。

    可在花园般美丽的都市背后，藏着的是城市的衰败。这座当过中国800多年京师的城市，在1928年几乎落魄成了凋敝而寂静的废都，可以说，老北京的消亡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它得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从教育区，到观光城市，再到文化城，它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切的存在感。

    可这个城市中安详、达观的市民终于听到了战火的呼啸。1931年冬，它与东北的铁路交通中断了，随着山海关的失守，这座古都不幸成了国家的边疆，到1933年，情况更不妙了。占领了热河山地的日本兵，如果没有阻挡，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乘着坦克从长城沿线开进北平城。长城和守卫长城的数十万中国士兵是这个都市，也是河北大平原的唯一屏障。1933年，为了避免日本的威胁，故宫的无价珍宝被运到南方，存放在银行的地下室里，一些惊世绝伦的绘画在虫蛾的包围下，在潮湿的空气中走向了毁灭。

    大清帝国时代，来自关外的满族人用宗教、通婚等高明的手法争取到了大漠上蒙古人的支持，长城早已经失去了军事价值。长城成了诗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对象，成了客商和行旅中途歇脚的地方。它好像真正成了供人凭吊的摆设，再也派不上用场。谁能够料到，在近300年以后，古老的长城竟然再度披挂上阵，只不过它的对手不再是拥有金戈铁马的异族大军，而是装备坦克、大炮与飞机而来的异国恶魔。长城，这个冷兵器时代的巨无霸，再度发挥它固有的防御功能，参与并见证了一场中国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的反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