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是中国14年抗战史上最平淡的一年。从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观察，这一年也显得灰色而平淡。在这一年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长江流域的国、共内战，红军遭遇严重挫败，并开始长征。

    1934年，《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登载了部分知识界人士对那年前景所作的预测。

    他们悲观极了！其他人也不敢抱什么奢望，国人多数意气消沉，忧心忡忡，主要是忧虑三点：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特别担心日本人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中国不妙，世界也不妙，许多人认定未来的1936年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头。

    1934年，中、日关系能够显得较为宁静，日本的动向是关键性因素。从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从报纸上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噩耗，1931年整个东北沦陷，1932年中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被强行拉进了战争旋涡，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省，并越过山海关，进攻长城沿线。东北、华北与江南的民众都已经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但在1934年，日军暂时停止了在中国攻城略地的侵略行动。当然，这不是日本侵略者良心发现，也不是《塘沽协定》有神奇的约束效力，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利品太多：东北三省加上热河。这个战争恶魔尽管贪得无厌，也不能不先消化一下过多的食物。结果，1934年中、日之间的纠葛局限在天羽声明、关外与关内的通邮、通车等口舌之争的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日本使馆的藏本英明外交官在南京走失而复得的闹剧，此事令中国方面虚惊一场，也让日本政府颇有些尴尬。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从来也没有收敛过，它在1933年已经退出了国联，但对国联给予中国的技术援助极为怨恨。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官员天羽英二在东京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要经日本同意。此言一出，中国震憾而世界惊诧，因为日本已经不把中国当成独立的国家看待，而是看成了它的附属国。中国外交部18日获悉此事，深感震惊。但第一次发出的声明态度很是软弱，直到第二次声明，态度才有所强硬，声明中提到：“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稍予损害”，“中国不能容受列国之共同束缚势力，犹如不能受任何国之单独束缚势力”，声明在最后一段表示：“对外则致力于国际安全之保障，及国际条约如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内工作之进行，不容他国之干涉。”声明表达了中国最低限度的立场，也就是凡有损及中国主权与独立国格的行为，中国决不能忍受。但此外，外交当局就保持低调了。

    当时，中国驻外各公使纷纷打电报回来，询问究竟。驻美公使施肇基每天都有三五次电报打回来，报告美国各大报纸的论调及记载，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各国在遏制日本侵华问题上依旧是态度消极，英国只是“质问”而止，美国并未有具体行动，至于法国、意大利则声明不问此事，苏联态度沉默，称日本的声明是针对借款给中国以及供给飞机军火给中国的国家而发，苏联既没有借款给中国，也没有把飞机军火供给中国，所以此事与它无关。

    与日本休战，为蒋介石赢得了喘息之机，可以安心于内部的事务。自1932年复出后，蒋介石认真吸取了教训，在处理国民党内部冲突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张狂、鲁莽。1934年，他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同时，他悄悄地加强了特务组织，利用庐山军官训练团加强军官阶层对自己的忠诚，更重要的是，他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摧毁了长江流域的苏维埃政权，重新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中的强势地位。

    福建事变只是延续了上年末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