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陈铭枢等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扯下了青天白日的国旗，脱离了追随已久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大幅度改弦易辙，无奈各方面反应冷淡，尤其是两广的不合作态度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惟一有能力直接帮助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未能全力救助。在中央军有条不紊的攻击下，福建政权迅速瓦解，有光荣抗日历史的十九路军就此一下子解体。

    国内最惨烈的战事是“剿共”内战。双方进入短兵相接的地步，很凑巧，双方军中都有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有塞克特等，博古有李德。国民党的军队靠愚笨的碉堡战术和冷酷的经济封锁蚕食苏维埃的土地，红军将士虽然依旧勇猛顽强，但对手的实力太强大了，无法打开战局。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占了上风。到了下半年，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成功引起了关注，伴随法西斯主义世界性的号召力，一批人愿意拥戴他为中国的独裁者，他的秘密党徒自不待说，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海外归来后，也明确了自己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忠诚。

    张学良是1934年1月8日下午，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到上海的。这时的他与出国前像换了一个人。戒了毒瘾的少帅不仅恢复了一个少壮领袖的神态，而且体格健壮了许多。3天后，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称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感慨地说了三点，其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而中国争做领袖者太多，既不能令，又不愿受命。国人应该允许有一个领袖有机会试验。张学良没有明说，但记者们知道他说的那个领袖是蒋介石。其二，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磨穿铁砚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因此需要刷新教育，培养人才。其三，欧洲极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各方应泯除恩怨，从速准备御侮。他强调对内和平是可以的，但对外和平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他再次重申，自己是个军人，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自己的志向在维持和平、促进和平。他甚至要求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当然，以蒋介石的精明，他是不会把有实力的东北军统帅放在一个幕僚长的位置上的。尽管张学良一再袒露和平统一的心愿，蒋介石还是委之以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重任，将东北军的9个师南调参加对红军的围攻，张学良匆匆赶到武汉就职指挥，坐镇内战的最前线。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把政府的经费大部分用在军费上，这使得已经持续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愈加风雨飘摇。人们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白银外流、物价跌落、市面萧条，连荣宗敬经营的棉纱企业都摇摇欲坠，遑论其他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市民们祈祷自己的饭碗能够端得还像以前一样牢靠，破产或者失业的命运不要轮到自己头上。农村越发凋敝，1934年水灾与最严重的1931年几乎同样严峻，而号称富庶之区的浙江则困于干旱，恶劣的气候导致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受灾。

    尽管经济不景气，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书刊、电影、新闻等方面的审查日益严厉，文化界仍然显示着充沛的活力。本年被称为文化史上的“杂志年”。电影《渔光曲》上座率之高也代表了电影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1934年中国要分出几个新国家的预言，幸好没有成为事实。但中国的处境仍然非常危急，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处于疏离的状态。不论从对日作战须有安定后方考虑，还是从国家统一考虑，边疆事务都关系重大。达赖十三世的圆寂引发了南京政府派出黄慕松使团进藏，西藏与中央政府开始重建双方的关系，尽管这一进程开始得很艰难，但毕竟起步了；新疆的动乱告一段落，军人盛世才成为新疆的统治者，苏联在中国的这个边疆省份影响巨大；这一年，内蒙古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