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喧嚣的，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人们难以忘怀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备受失业、饥饿和绝望的煎熬。乘乱而起的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好战的狂吼让人们胆战心惊，黑压压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大半个地球。人类面临思想、自由和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的巨大威胁，只有苏联好像是世外桃源，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但那里的政治清洗和思想迫害也同样严酷，不过，它的真相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广为人知。

    在1935年的中国，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中国也同样流行，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日本侵略到共产主义运动，只是还多了一个经久不息的内战。

    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抵达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外观上，就像《大公报》的记者胡政之在《粤桂写影》中评价的：“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至于其内在差别，胡适在《南游杂忆》里不客气地将广西与广州作了比较：“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风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但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境时，使他们更加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

    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湘江一战，亲历者日后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再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立即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既有国民党的追兵，又有严酷的大自然，饥饿、寒冷、雪山、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

    蒋介石在享受着胜利者的快乐，他不仅将红军逐出江南地区，而且让他的追兵开进了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这些省份从袁世凯称帝失败以来，整整20年的时间里，就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历届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些边远省份的将军们在红军过境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和落伍，他们看到了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开进了自己多年的领地，既羡慕，又嫉妒，更害怕。弱小的贵州首先被南京政府控制，云南的龙云将军盛情接待蒋介石，四川的军阀们在门户洞开后也不敢怠慢蒋介石这位来自长江下游的“下江人”。

    这年初，厄运连连的中国突然受到列强的恭维，英、美、日在对华投资上惟恐落后，争得面红耳赤。美国派来了经济考察团，日本的工商人士来得更频繁。中国俨然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和远东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了。

    1935年，整整一年，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料地迎来了小阳春。这一年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仿效。可是国府高官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预感到大祸临头。

    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羞愧的，为了满足日本，不惜粗暴地压制本国民众的反日舆论和情绪。当“闲话皇帝”事件发生时，杂志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敦睦邦交令》的颁布更是异乎寻常，政府简直就是在声色俱厉地警告国人：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而中国人只剩下保持缄默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