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整整一年，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折磨，有“新生事件”这样小题大做的精神折磨，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还有像“华北自治”等直接肢解华北的致命性行动。日本终于真的在华北动手，南京政府胆怯了，从京、津、冀撤走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留下无依无靠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去和日本人周旋，当时的局势令人绝望，好像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本人夺取华北的步伐了。

    几近疯狂的日本政府用行动证明：日本不但要东北，还要华北，甚至要奴役全中国。

    这一年，使得那些对日本能“悬崖勒马”尚存在一丝希望的中国人感到了完全幻灭，结束南方之旅回到北京大学的胡适便是其中一人。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适与日本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之间有过许多回合的通信辩论，两人对当时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同感惶恐不安。眼看着一场战争劫难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理智胜于情感的两个知识人在拼命找寻灾难的源头，胡适发表了《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警告日本人的行动不仅会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国交向来密切。中国虽占了数千年优势，却从未向日本派过一兵一卒。甲午战争带来了东亚新格局，日本把向中国大陆扩张作为国策，日本逐渐成为东亚的主宰，中国却变得羸弱不堪。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共和国之父，他的政治生涯与日本渊源颇深，他晚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24年底，生命之烛行将熄灭的孙中山曾经取道日本北上，在短暂的逗留期间，他对日本朝野发表忠告，告诫日本要做亚洲的干城，而不是欧美的鹰犬。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曾想与日本化敌为友，甚至不惜以整个东北为代价。1934年底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即为明证。这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署名是徐道邻。它的精神完全是蒋介石授意的，从题目来看就可以想见蒋的心思，他不愿意与日本真正为敌。说他是亲日派也好，说他是知日派也好，其实无关紧要，他自信比别人更了解日本，也一直很敬畏日本，这应该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军队里服役的经历。和蒋介石一样，很多所谓亲日派都是留学过日本的，他们许多人都对日本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日本军队的意志顽强、训练有素，也了解日本特殊的风俗、精神和文化。许多日本人帮助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的日本人是他们的老师，有的是他们的同学，有的还是经济上的赞助者，也有的甚至成为了他们的私人朋友。没有到过日本的人，往往从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到日本人凶狠、贪婪、心胸狭窄和狂妄的一面，而留学过日本的中国人还看到了日本文化优秀的一面，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自有它的道理，并不只是侥幸所致。但自认是通晓日本民性国情的人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有时反而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对于日本“改弦易辙”、“悬崖勒马”抱有很大的幻想，总以为凭自己与日本人的关系和私交可以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速率与路向，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胡适在中国算不上是激烈的反日分子，他甚至根本不主张与日本进行没有把握的战争，这从他1933年支持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来又在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就能够看出来。所以，他完全是凭理智来考虑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虽然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失去理智。这一点，胡适自己也很清楚，他的文章是写给那些为数不多的理性尚存的日本人看的。如果说，胡适是中国人中温和与理智派的代表，那室伏高信就算是日本人稀有的理智尚存的政论家，因为他意识到日本疯狂的对华侵略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但即使这样的人，居然也责怪中国人只知道向英、美靠拢，而不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