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种的日本人亲近。

    华北的命运考验着中国人的忍耐极限。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大声呼吁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声明发表在1935年8月间，那个时候，国内的共产党军队正艰难跋涉在长征途中，等到达陕西北部，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便很快地融进反抗日本侵略的大潮流中去。这支历经数不清磨难的红军队伍，意志坚强得举世无双，但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是弱小的。他们需要休养生息，新的政策很快制定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强调将民族的危亡放在首位，使内战的对手逐渐失去“剿共”的热情和意志。南方苏维埃时代的孤芳自赏、到处树敌的政策在党内受到了批评。

    国民党仍然在“和”与“战”之间徘徊，但华北事变动摇了对日妥协政策的基础。自1932年以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一直在前台，成为举国公认的亲日派首领。1935年6月下旬，监察院对黄郛、殷汝耕等6人提出媚日卖国弹劾案，汪精卫本人也受到舆论日益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汪精卫推行对日妥协政策的严重警告。蒋介石此时还需要汪精卫为亲日妥协政策分谤，于是请汪精卫复职，汪精卫也就半推半就地重新视事。

    但这年底，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应日本人要求成立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政权的成立，中国已经到了不是爆发就是死亡的临界点。11月3日，《大公报》的星期评论呼吁：“我们希望自此以后政府要有一个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政府各方面负责的人在这一个月里要决定和与战的问题。要和就不要怕骂，就要忍痛；要战就不要怕死，准备牺牲。”

    在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抗日统一阵线，坚决抗日。

    12月9日，一个凛冽的冬日，华北的数万学生走上了街头，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率先突破了政府压制反日舆论的大格局，“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呼应。

    1935年，渐渐失去了华北主权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华北的危机使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基被日本侵略者彻底撼动了，向日本妥协、忍让、讨好的政策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终于承诺，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关头，政府准备全面抵抗。从1935年底开始，无论有什么高尚的借口，内战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日本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把中国逼进无路可退的死胡同将迫使中国人焕发出求生的勇气，并找回共同对敌的紧迫感。1936年将验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