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这年4月间，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共同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的具体计划，并得到东京批准，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实施。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察哈尔。

    那时的察哈尔省是第二十九军的防区，军长宋哲元兼任省主席。他是山东乐陵人，1935年正好50岁。家境贫寒的宋哲元于1908年进入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在冯玉祥部服役，历任师长、总指挥、热河都统等职。中原大战后，西北军风流云散，剩下了残余一点军队随宋哲元到了山西，编为第二十九军。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次年率部在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重创日军。这支有抗日传统的军队是日本人总想赶走的。

    1935年6月5日，日本驻阿巴嘎旗（位于多伦西北）特务机关员大月桂等4人，自多伦乘汽车经张北前往张家口方向绘制地图。守卫城门的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士兵将其拦住，查看护照。这4个日本人态度蛮横，欲强行通过，卫兵将他们扣留，送往军法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息事宁人，指示：“就放了吧！但是下不为例。”

    但日方决定扩大事态，制定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限土肥原贤二两星期内完成。土肥原贤二公然声称：“关东军将提最大要求，要宋主席去职，一三二师调开及惩办肇事人员。若中国政府自动办理，则此要求即不提出。”正在为对日交涉忙得焦头烂额的何应钦大为恼怒，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宋哲元总惹乱子。6月19日，国民政府便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并向蒋介石建议，准备将第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事前一无所知的宋哲元，看到免职令后颇为愕然。带着失望和怨恨，他连夜离开张家口，返回天津。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由他的副手、民政厅长秦德纯暂时代理。

    6月23日晚，土肥原贤二偕松井、高桥等来到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与秦德纯开始正式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钟。土肥原贤二表面上态度谦和，但所提出的要求极为苛刻，秦德纯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土肥原贤二无计可施，便冷笑着对秦德纯说：“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秦德纯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接着，土肥原贤二向秦德纯摊牌：最迟到26日晚为止，察省事件必须解决，否则他将离平返回奉天。第二天一早，秦德纯一边派员挽留土肥原贤二，一边急电南京请示解决办法。热河方面的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贤二，特于26日在古北口、南天门组织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实弹演习，北平形势骤紧。晚上，南京方面复电，答应日方要求。

    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的日本使馆武官室完成签约手续，签署了《秦土协定》。此协定包括“昌平、延庆延长线之东，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作为撤退区域，守军部队应撤至其西南，此后不得侵入”；“排日机关应予解散”；“招聘日人为军事及政治顾问”等11项内容。日方宣布，秦德纯对此“全部承认，并宣誓执行”。但秦德纯则坚持中国方面只承认其中6项。《秦土协定》迫使第二十九军大部移驻河北，日方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东部的目的。因“张北事件”而被撤职的宋哲元，回到天津家中“养病”，蒋介石几次电召，他都托辞不往，以示其怨。

    正当宋哲元为第二十九军的出路焦虑不安时，机会在向他招手。根据7月间的《何梅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撤离了河北与北平、天津，河北平津地区在军事上“真空化”了。亲日分子在北平发动叛乱，宋哲元趁势将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从察哈尔调往北平弹压。这样，他被迫离开了察哈尔，却意外得到了河北与平津。北平、天津是北方的重心，更是中、日冲突的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