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成为英雄或者名誉扫地都是一转眼的事，在平津到处是诱惑，也到处是陷阱。宋哲元登上了大舞台，他的才智和品德也面临巨大的考验。

    在逼走中央军、东北军后，日本又迫不及待地进行第二个步骤——华北政权的“真空化”，即物色对日俯首帖耳的军政首脑，倡导、实施“自治”。这个步骤，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线同时展开。所谓“自下而上”，也就是指使日本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制造所谓要求“自治”的“民意”，同时发动武装暴动，以组织汉奸自治政权。这种武装暴动有土肥原贤二唆使的丰台白坚武夺城事件和香河县武宜亭的暴乱，但都先后失败。他转而进行“自上而下”的策动，土肥原贤二把目光盯在了失意的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和孙传芳身上。他认为吴、孙二人曾风云一时，资望很高，可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极有利用的价值。然而，吴佩孚和孙传芳对其游说始终不加理会，土肥原贤二的计划再次落空。从1935年六七月间开始，土肥原贤二、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驻北平武官高桥坦等人四处奔走，企图拉拢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华北实力人物与日本合作，参与华北自治。但阎锡山与日本人虚与委蛇；韩复榘不买账；傅作义干脆将日本人顶了回去；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住进了医院。此后，日本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身上。

    当时第二十九军已经进驻平津，但要长驻下去，日本人和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宋哲元一方面以日本人野心勃勃为由，向南京政府表白，称“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要求南京政府能够同意第二十九军合法地在平津待下去；蒋介石虽然知道宋哲元不愿意对他俯首听命，他与西北军的这支残余部队之间结怨已久，但他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最起码宋哲元是个思想正统，又有抗日战史的单纯军人，还不至于叛国投敌。

    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宋哲元的代表秦德纯，决定将维持华北的责任交给宋，并要求他与日本周旋时，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9月21日，宋哲元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还努力取得日本的谅解，一再表示要捐弃前嫌，化敌为友。而此时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具有实力的西北军将领，与蒋介石有宿怨，“张北事件”后又被解职，使他对南京政府更加不信任，为了生存发展，有与日方合作进行“自治”的可能。日本因此也对第二十九军进入北平采取容忍态度。

    10月间，土肥原贤二开始频繁地给在天津的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3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避走北平，但刚一下车土肥原贤二即风尘仆仆地赶来。

    11月11日，他甚至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将最时间限定在11月20日中午，并通令宋在11月20日前必须实行。他通知新闻界在这一天齐集北平，报道新政权成立的消息，还疾言厉色地威胁说，若不在这个时间以前宣布自治，日本准备派5个日本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为了配合土肥原贤二的活动，关东军于11月12日发布715号作战命令，在11月13日前做好从长城外进军华北的战斗准备，并且在16日动员空军做好在20日进入平津地区的准备。海军从旅顺、青岛调来巡洋舰、驱逐舰驶入大沽口海面。

    与此同时，关东军大批向山海关、古北口等处增兵，飞机则连续盘旋于平津上空。日军以海、陆、空三方面的示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关东军扬言“将不惜用刺刀威胁持观望态度的华北将领，使其必须断然采取自治”。摆在宋哲元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抵抗、辞职、屈服。此时正值国民党五大即将召开之际。一向对蒋独裁不满的宋哲元便向大会拍发了一份“真电”，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宋电发出，大会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