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吃惊。在国民党执政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要求取消党治，国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人正在提出的“华北自治”。南京政府更为惊慌，惟恐宋哲元部铤而走险，背叛国家。但宋哲元只是始终不满意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无危害国家的意图。相反，19日，宋哲元急电南京政府请示谈判如何进行，当天下午，蒋介石电令宋哲元中止与日谈判。于是宋哲元令人将电文转告土肥原贤二，他自己则避居天津，一走了之。

    11月20日，土肥原贤二原定宣布自治的最后期限到了。但是，这一天华北并没有出现日方意料中的“新政权”。宋哲元忽然不见了，土肥原贤二十分恼怒，得悉宋的去向后，当日一早便赶赴天津循迹追踪。再次逼迫宋哲元于11月30日前宣告“自治”，平津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5天后，一个宣布“自治”的傀儡组织出现了，没人想到，南京政府任命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这重要的关头背叛了国家。

    殷汝耕，与宋哲元同庚，1885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一望族之家。他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的妻子井上慧民是日本人。1925年，殷汝耕曾参与郭松龄反奉事件，兵败后只身遁入日本领事馆，请求保护。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安排，才使他得以逃脱。殷从此以后与日本人关系日益密切。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他在黄郛手下当秘书。先后参与了淞沪停战和《塘沽协定》的谈判，深得日方赏识。所以根据《塘沽协定》划定冀东停战区后，日方便力荐殷担任停战区督察专员。当时，国民政府在冀东设蓟密、滦榆两个行政区。殷汝耕、陶尚铭分任二区督察专员。殷、陶二人都出生于浙江，同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但殷机敏，善于随机应变，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而陶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由于殷与日本人的特殊交往，所以整个停战区的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1935年8月，殷兼任滦榆区专员，更是一手遮天。日本人以停战区为据点进行大规模的日货武装走私，殷汝耕只象征性地收极少的“检查费”。致使日货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以出卖国家主权博得了日本人的欢心。

    这一年的10月，殷汝耕潜入东北拜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表示对“华北自治”的兴趣。对于土肥原贤二的建议，殷汝耕不仅欣然从命，并且表现了出乎土肥原贤二意料的决心。据当时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专田盛寿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殷汝耕于1935年11月23日晚在天津的一家饭店召集停战区各保安总队长开会，秘密布置‘自治大计’，我和土肥原亲自到会，要求尽快行动。殷汝耕立即忙不迭表示，‘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太好了！’土肥原喜不自胜地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我立刻向饭店要香槟酒，但香槟酒已全部卖完，如果到英、法租界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时间已晚，我提议用日本酒代替，土肥原与殷汝耕商量说：‘太不巧了，只有日本酒，怎么样？’殷急忙献媚：‘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还好！’于是，以干鱿鱼当酒菜，额手称庆，干起杯来，散席时已至深夜。”

    24日晨，殷汝耕召开各方负责人会议，决定25日在通州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墨迹未干就挂在了行政公署大门，还挂起五色旗。当日发表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时，殷汝耕还向宋哲元等人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以真正实现华北自治。

    《字林西报》的记者对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作了记述：“冀东自治政府今晨在此间孔庙中一小屋内正式成立。由殷汝耕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