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古老的北平城雍容而平静，其实它已经是个围城，日本侵略者早已经给它套上了绞索，只是不知道它那罪恶的手何时会拉紧。

    在北平周围，日本驻屯军多达万人，分布于北平、天津、塘沽、滦州、秦皇岛及山海关之间铁道沿线。东面有傀儡的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万余人，北面的热河集结有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

    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学人拉铁摩尔感受到了危机逼近，后来他成了蒋介石的顾问。那年的春季，一向争吵不断的中、日两国好像突然失去了争执的兴趣，一切归于沉寂。拉铁摩尔忧心忡忡地对朋友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日本驻华武官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都在谈论一个神秘的传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为此，日本军政界均派人到京津明察暗访。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对记者来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价值的消息来自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地，而最有价值的消息则来自庐山、南京和东京，不再是来自宛平的卢沟桥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城门紧闭，平汉铁路中断。中国共产党对卢沟桥事变迅速做出反应，7月8日就发表通电，呼吁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实行全民族抗战。

    在南京，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军撤回原防。日本政府诬蔑中国“非法炮击及排日侮日”，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还蛮横地说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件”，可由日方直接与冀察地方当局交涉，中国政府不必过问。中国外交部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日本面对强硬的中国需要立即做出决定，是对这个新的对手让步，还是干脆彻底摧毁它的实力与意志；如果让步，那么日本让到何种地步，并且向中国要求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平津的局势早已经不由当地的冲突双方所能够左右，决定着事变结局的是南京与东京。

    中国面临抉择，是再次低头，把卢沟桥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还是坚守原则，哪怕以战争对付战争。

    8日，蒋介石在庐山得知卢沟桥事变后，要宣传部长邵力子对事变如实报道，不加任何限制。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介石已经要下决心抗日了。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12日下午7点，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中国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的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骄横好战的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国人民抵抗的决心与力量，以为只要拔刀威胁一下便可以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上奏日本裕仁天皇时夸下海口，要在一个月内解决“支那事变”。近卫内阁匆匆于11日宣布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的兵力，并在日本国内进行动员。日本政府将这一事件当成解决华北问题的恰当机会。这一决定比日本军方走得还远，这是把卢沟桥事变导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关键性步骤。

    时当盛夏，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多在江西庐山避暑。国民政府还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上山召开谈话会，在庐山上，最受人们注意的便是挂着五老峰徽章的谈话会代表。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的视线都集中到庐山。

    7月17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庐山谈话，郑重表示：“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