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是在灰暗的气氛中到来的。上年底首都南京失陷及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证明了日本入侵者已经用残暴冷酷将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军队接连在南、北战场遭受重大伤亡，如果华东的日本军队乘胜沿长江攻击武汉，形势将异常严竣。

    当时的日本军人还沉浸在占领中国首都的狂欢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谈和条件，等着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画押，那些极为苛刻的条件是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

    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日本政府没有收到中国政府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日本的军政首脑失望又恼怒，因为战争还得继续。第二天，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傲慢的“一·一六声明”，宣布不再以交战中的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又盛气凌人地做了补充声明，他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已经开了国际法上的新例，是否认国民政府并彻底抹杀它。

    日本军方着手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1938年里，日军的目标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实现华北与华中日军的会师，然后通过平汉路与长江进兵中原，占领武汉，一举结束对华战争。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制定者们最有想像力的计划了。

    1938年初的武汉还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时中国战时首都已经定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但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的武汉才是中国抗战的实际的政治与军事中枢。抗战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不仅是紧张，也有兴奋，甚至还有短暂的繁荣，酒楼茶馆依旧门庭若市。

    如果说穿城而过、沟通东西的汹涌长江是武汉三镇的魂魄，那贯通南北、汇聚武汉的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东南地区沦陷以后，交通便捷的武汉就成了最重要的军火补给基地。从海外购买的各种战略物资由广州通过粤汉铁路北运，经武汉三镇集散后，再分头接济各战区的军队。值得夸耀的是，武汉号称“中国的芝加哥”，是内地惟一的工业城市，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对许多苦于没有像样武器的战士来说，依旧是心爱之物。

    走在盛夏的武汉街道上，常常听到一首亢进的歌曲，歌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共产党人和左翼的人士喜欢这种联想和类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法西斯，所谓环球同此凉热。

    保卫武汉是整个1938年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这一年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蜜月时代。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往南昌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军全军共10300人，分成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新四军划属第三战区指挥。

    整整一年里，国共双方在山西、徐州和武汉战场上，从战术到战略的配合丝丝入扣。

    这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陈诚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登门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周恩来深知国民党内部复杂，再三推辞。中共中央得知此事，特意发来电报，表示如果屡次推辞，蒋介石和陈诚也许会误会共产党无意相助。就职以后的周恩来成为国民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很重视这项工作，常常白天在政治部处理公务，晚上再赶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工作。共产党人对保卫武汉倾注了热情和智慧。

    严竣的局势提醒人们，对整个战局也好，对武汉的防守也好，天时、地利不如人和。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当天，创刊刚刚两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