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各党联合一致，亲密无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也受到各方面的拥护。

    4月1日，负责防卫津浦线与徐州一带的第五战区传来了捷报。在以前并不知名的山东南部小镇台儿庄，中、日军队激战8个昼夜以后，日军开始溃退，台儿庄大捷造成日军数万人的伤亡。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自从上海、南京、太原等重要都市相继陷落以后，中方在战场上没有传出过什么激动人心的战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令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武汉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有段生动的描写：“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

    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当大会宣布这一结果时，汪精卫面色不快。他把对蒋介石的不满及对抗战前景的悲观看法藏在了内心深处。

    中国的抗战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下去，首先得挖掘自己的力量。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150名代表中有重要党派的代表，也有社会团体、边疆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7名共产党的参政员除毛泽东请假未来，其他的都参加了会议。国民参政会给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与个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条途径，它甚至被比喻成中国的“战时国会”。抗战以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与它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国民参政会代表了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开端。中国共产党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后来周恩来曾向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表示，尽管国民参政会“提供给中共的席位数与中共的实际力量不符，但中共仍接受这些席位，因为这使中共能够有一个公开自己主张的机会，并希望通过这一有限的机会参与国家政务”。

    武汉的市民最初是从难民、报纸、杂志、广播和演讲了解战争的，他们目睹并欢送面色坚毅的军人经过街道然后开往前线布防，许多官兵来自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等遥远的省份。日军飞机的空袭使武汉市民立刻感受到战争离自己很近。战争使中国的空间好像变小了许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更加亲近。战争爆发后，沿海人口稠密繁荣地区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日军的侵略结束了民众的和平生活，侵略者用炮火毁坏了他们的住宅、农田，还轰炸医院和学校，成千上万的民众意识到残酷的战争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那些有财产的或没有财产的人们，因为不甘心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夺，不惧长途跋涉，形成蔚为壮观的难民潮，人们先到武汉等地，然后转往西北、西南等安全区域，最后定居在重庆、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或周围的小城镇与乡村，在紧张、焦虑、期待和喜悦的复杂心境中度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沿海、沿江的政府机关、学校等也纷纷内迁。现代战争离不开工业，抗战初期的实业家们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在运输工具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历尽艰苦，举厂内迁。工厂内迁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及沿海省份的工厂迁往武汉；第二阶段是从武汉继续向重庆等西南、西北各地迁移，据当时主持工厂内迁的工矿调整处统计，战争初期内迁的民营工厂450多家，它们重新在大后方运转，改变了大后方工业落后的格局，成为支撑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围绕武汉的攻与防，进攻的日军动用陆、海、空军35万军队，防守的中国方面更是投入百万大军。双方的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攻打武汉的日军第十